王远昌：我与沌口的不解之缘（下）

王远昌，1945年出生，武汉市汉阳人，曾任武汉市汉阳县县长，蔡甸区区长，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沌口是老汉阳县的地盘，也是蔡甸区的地盘，更是今天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盘。我的工作岗位曾经变过很多次，但没有走出老汉阳县的地盘，都与沌口有很多的联系。

我是在汉阳县成长起来的干部，1988年作为汉阳县的副书记被抽调到市里轿车产业办公室当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任德亮，副主任中有一个后来当大官了，是孙志刚，现在的贵州省委书记，当时他是计委副主任。副主任还有蒋伯雄、黄卫国1和我，四个副主任。后来来了黄国强，黄国强是从公用局调来的。1989年底，组织上安排我回汉阳县当县长了。1993年县改区，我成了末任县长、首任区长。到1997年调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一直到退休。回想这段经历，感慨很多啊！

2、开发区的堤防

我是1997年元月到开发区的，一直干到2005年底退职。在这个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事，尤其是堤防建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这个开发区虽然选址选得很好，但是，它位于长江边，水患比较严重。要建好开发区，就涉及一个堤防建设问题。当时的开发区有一道国堤，就是沿江的平堤，它从汉阳区到沌口，这一段堤的性质是国堤。另外从沌口街到黄陵闸，这一段堤是民堤，叫烂泥湖堤。民堤是地方建、地方管。国堤也是地方负责建，但是国家有投资。黄陵闸是国家建的，是管汉江分洪的。汉江放的水，通过沔阳、汉阳，有一个大的泛区，就囤积这个水，然后等长江的水退下去的时候，再开闸把水放走。黄陵闸是起这个作用的，是分洪闸。在烂泥湖建堤之前，这里靠自然高地挡长江泛水，修堤后自然高地一直受到保护。建开发区后，相关道路建设损毁了部分高地，如果不加固加高烂泥湖堤，一旦江水浸灌造成溃堤，开发区将是一片汪洋。所以，从任德亮秘书长那里开始，他就非常重视堤防建设，但是烂泥湖堤作为民堤的这样一个性质一直没有解决。民堤的性质不仅仅与钱有关，它涉及这个堤的地位和保护程度的问题。作为民堤，你修这个堤，别人还可以挖你这个堤，因为你管控的级别低。堤防建设一直是领导非常重视的，把它列为重大项目，也是领导最担心的一个项目。1996年长江发了一次大水，烂泥湖堤差一点倒了，整个堤面都漫了水。烂泥湖堤是靠挖堤内的土，在堤外筑一个小坝坝，来防这个长江的水。1996年底，任德亮秘书长把开发区仅有的一点财政资金800万拿到了蔡甸区，由蔡甸区水利局负责把这个堤防加高。那一个800万拿得及时啊，真是功不可没！那个800万做下去了，接着就碰到了1998年的大洪水。1998年的洪水太大了，烂泥湖堤仍然成了个险堤，由于堤身受江水的长期浸泡，做堤的时候投入不多，质量也不高，是个民堤嘛。结果堤的中间裂开了一条缝，那就是说这个堤要往后坐，倒堤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当时我来了开发区，在这里任防汛指挥长。因为我之前在汉阳县、蔡甸区都是是当防汛指挥长，到这里也当防汛指挥长。我们就征求专家的意见，如何弄。1998年的水，时间又长，从6月17号开始下雨，长江防汛进入设防水位，我们上了堤之后，一直到9月份才下来。三个月，我在堤上搞了三个月。国堤这一边也有险情，但是你只注意就行了，它只有点小浸漏、小管涌啦。而烂泥湖是中间开裂了口子，堤内由于过去农民挑堤都是在堤下面挖土来做这个堤，都挖成了一个一个小塘，它后面没得堤，堤防的话叫压浸，没得压浸台，就是说没有做一个小堤起来。这前面是个大堤挡水了，后面有一坎下来，你还得做一个小堤，但是它没有。做成了一个孤堤，所以堤后面那些水塘里面，老是鼓泡泡。那个鼓泡泡，不是鱼在里头鼓，是下面的沙土穿了，水往上面在涌，鼓得泡泡。所以这个时候呀，我们的宪生市长当时在开发区当主任，他急得不得了，就跟市人大副主任、原市法院的蔡院长（当时在我们这里蹲点防汛）讲，这个堤这么危险，得请领导也来看一看。我这个民堤倒了怎么办啦，倒了还说我们没有努力。蔡院长马上就跟钱书记7打电话，说：“书记呀，我这个堤蛮危险呐，你是不是来看一看。”于是钱书记来了，来了以后，一看烂泥湖确实危险。我跟他汇报说，这个堤目前它的属性还是民堤。钱书记就接我那个话：“不是民堤，是命堤！保命的堤！”那是真的，要是出了事可不得了。

钱书记来以后，后来王守海8市长也来了。王守海市长作风深入，他来了不告诉你，路上有人看见守海市长的车过来了，在烂泥湖看到了，就通知我。我和宪生市长连忙赶过去了。守海市长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表扬我们对险情工作处理得不错。因为自那烂泥湖出了问题之后，我们采取了三大措施：第一，组织力量压浸，这是最大的措施。我当时调了20多辆载重车，每车载重20多吨，当时是最大的汽车，把一个土山包的土运过来，从沌口街那头一直往这头压。20多台车，日夜施工，歇人不歇车。搞了几个月，把一个小山包挖掉了，填了堤。为什么浸漏？烂泥湖堤的土是沙土，1996年800万做起的那一段堤用的这个土呢是黏土，黏土和沙土在一起，土质不和。水就容易浸漏，浸漏多了就会扩大成管涌，所以压浸是第一大措施。第二个措施是，土质不和的堤受到大水的挤压，中间出现开裂，我们组织人手将整个裂口上面盖雨布。因为这个裂土只有在水浸下去的时候，把它泡融，它才能够滑掉。我们让它里面能够保持干燥，就能坚固不动。第三大措施就是人海战术，加强防守，加强巡查。日夜几班，一下都不停，一天24小时，班班梭。三大措施保住了安全。

在防汛当中还有几个小故事。我们防汛的高峰期，正是神龙公司放高温假的时期。他们一些法国员工回到法国休假以后，看到中国的电视到处发水，到处溃堤，一片汪洋，水乡泽国，他们就担心这个工厂的安危。派了一个小组专门到这个地方来了解情况。当时，东风公司的老总马跃也很着急，就由东风总部派了几个领导，由副总经理带队到堤防上来看。要求我介绍一下情况，介绍他们工厂是否安全的问题。我就跟他们简单地把长江大水的来历讲了一下，长江是哪里来的水，最开始是湖南那边来的，后来是四川以上的几个省下来的水，两水叠加，形成了大水。简单介绍之后，我就直奔主题。因为东风总部的同志跟我讲了，他们担心安全问题，你跟他们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就跟几个法国人讲，我说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吴淞高程32点，这是一个水位记录标准。我们水利部门用的是吴淞标准，建筑部门用的标准是黄海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标准。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是吴淞水位的32点，现在的水离我这脚下还有两米多，因为当年的水位到了29.6几，离我们堤面还有2米4。我说你神龙汽车工厂的地基高程也是32点，但它的标准不一样，它是黄海高程的32点，黄海高程比吴淞高程高多少呢，高1.63米。也就是说在我这个堤面上，还有1.63米，就是我这个垸子即使淹了，你那个地方也淹不到。哎呀，他们一听就笑了，东风公司的都认为我的话很有说服力，讲到点子上去了。据说他们把我的这个讲话录像拿回去，给那些没有来的人看，我的介绍安抚了他们，让他们放了心。

第二个小插曲，有一天碰到了大风。晚间突然大雨倾盆，狂风大作。而我们沌口老街那个地方的堤身很单薄，有几条晨鸣纸厂装芦苇的船，其中一条脱了缆绳。当时宪生市长带领大家全部站在堤上严阵以待，一旦船只撞过来就准备跳下去，用生命护卫大堤。这时奇迹发生了，风向变了，船没有继续向大堤冲去，那个船也是机动船，人家就把马达开动起来，往旁边走。有的人的命运都是一刹那就改变了，何况那种情况。当时李宪生是武汉市的副市长、市委常委，武汉经济开发区主任。所以宪生市长在这个上面身先士卒，做了表率。之后宪生市长跟我讲：“保住了，堤保住了。”我说对不起，我在指挥部没有来。98年防汛，是我们最惊险的三个月，也是我们最幸运的几个月。由于98年大洪水，把这个烂泥湖堤变成了国堤，其中钱运录书记起了大作用，他跟省里王生铁书记讲了这个堤的重要性，在年底烂泥湖堤就变成了国堤。如今这个堤修得很好了，这应该感谢总理朱镕基，朱镕基在视察长江堤防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要拿出钱来做堤。所以整个堤防从98年以后，那是历史最好的建设期，都是机械设备施工，非常坚固。烂泥湖堤不再是烂泥，而是钢筋铁骨。

3、开发区的改革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改革。从大的体制上看，比如“小政府、大社会、全功能、高效率”，比如各家孩子各家抱，比如托管街道等等，从开发区内部看也有很多开行政管理之先河的改革，在我工作范围内的至少就有两件事。

从2000年开始，我开始分管开发区的组织、干部人事、办公室、研究室等，占管委会一大半的单位。当时是段轮一市长在这里负责。他思路很清晰，认为我们干部的压力还不够，有压力才有干劲；没有压力，人就会懒惰。所以我们率先开展了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首先是领导干部竞争上岗；接着是一般干部设置岗位责任。我们规定局长、副局长全部竞争上岗。怎么竞争呢？一是领导层的会议，通过各种方式摸底和研究，会议确定参加竞争人选的范围。二是开动员会，鼓励大家要参与竞争。三是竞争演讲，领导不讲，领导在旁边上只评判。你要讲你施政的纲领，讲你的责任，讲在你任内必须要做成哪几件事。演讲以后，大家开始投票。投票达到一定数额的就算通过。这一关过了，然后领导研究。所以那个时候，各个局长、副局长都是满头大汗啦。有的在上面紧张得讲不出话来，打起结巴来了，因为从来没搞过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干部那样一搞啊，精神面貌不一样。一般的干部就设置岗位责任，你这个岗位管哪些事。这就是2000年那一年搞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那个时候干部真是兢兢业业呀！那个时候干部少，管委会的干部、公务员不到100人，事业编制加起来不到200人。经过干部竞争上岗，一般干部落实岗位责任。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积极性，当时没有谁说人少了，事做不过来呀，都不扯这个事，尽管地干。我们提出招商引资是生命线，招商引资谁引，靠干部引，靠干部的积极性。积极性靠压力，没有压力，积极性出不来。所以这个改革在我们开发区应该写上一笔。当时也有几个竞争落选的，我们做的安排，是作为非领导职务。并且还有机会，再一次竞争上岗，你还选不上来的时候，那就连原来的职务也没有了，职级待遇也没有了。

同时，在干部人事制度上面如何调动积极性，我们还探索了薪酬改革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开发区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开发区是最低的。不是中等偏下，而就是下。竞争上岗搞完之后，我就跟段市长讲，我说市长，这一招已经用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竞争上岗，岗位职责，能够管多长呢？这一搞呢，岗位都满了，几年都不能提拔干部，他说：“你说怎么办呢？”我说：“物质利益原则是一个永恒的原则。我们开发区的工资水平在全国最低，我们现在不搞最低，搞个中等偏下都可以。”他说：“好哇，你这个建议好哇。”我说：“那就要人去考察调查。”他说：“好，你安排。”我就马上跟徐闻讲：“你派人到广州去调查，广州开发区。”我们把广州开发区是如何跟干部设置奖励基金的办法都搞回来了，回来以后，不是平均每个人加工资，不是那样，而是按照你的业绩，设置各种奖励。工资这样调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激励他的积极性。这与干部竞争上岗是配套的。一是通过一种形式，通过一种制度建设，把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二是通过对你的表现的物质奖励，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所以开发区啊，应该讲那个时候的精神面貌是最好的。

我在开发区参与的还有一项改革值得一提，就是开发区的车改。在2004年，当时，中央有个精神，就是对公务活动、公务用车、公务消费进行改革。公务消费的改革有蛮多，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车辆。开发区的车改应该是全面而彻底的，就是管委会的所有领导、所有干部都参加车改。当时全国有几个开发区搞了车改，例如江苏，江苏靠近上海的一个县，昆山开发区，它那个地方进行了车改。广州进行了车改。我们一打听他的补助标准都非常高。我们到昆山去调查，它补助标准蛮高，一个月补助三四千，我说那我们学不了。还有几个地方我们都去考察了，我们还得弄自己的一套。我们就参照房改的那个方案来进行车改。

因为，过去的房子也是公房，公房变成私房的时候，那个房改有个方案。我们就参照那个方案，搞了一个车改，方案出来了。当时市里很重视，开始我们只想把处以下的干部都改了，管委会的领导不改。后来市里说都改，这样我们都改了。市里很重视我们的方案。第一，上市政府办公会；第二，上市委常委会。那都上了会的，上了会之后，最后的方案下来了。是个什么标准呢？我们管委会的正、副局级一个标准，都是月补2000块，正处1800，往下改。车辆请评估公司来评价，车辆评估以后，也像那房改方案那样打折，个人认购。

这个改革中最艰难的是司机分流。我们车辆改革之后，有20多名司机如何分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当时研究的分流方案，就是往事业编制里面塞，塞进去皆大欢喜。后来市里不同意，要我们单独分出去。我们就想心思，组建了一个公司，把开发区管委会的固定资产给他们管，进行物业管理。在司机里面也分年纪大、年纪小的。到了即将要退休，离退休年龄有5年以下的，这些人就留在管委会，继续拿他的基本工资。离退休年龄5年以上的，全部分流出去。当时分流出去有19个人，组建的公司他们很不适应，因为司机嘛，在管委会开车，当时在管委会面积也不大，地盘不大，司机也很轻松，他们多半的时间都在家里。所以司机们抵触情绪非常大，曾经到省里、市里去上访，也堵过我们管委会的门。我一方面跟他们做工作，一方面为新组建的公司网罗业务。在外面，我们请一个总经理，来负责这个公司，一个很有管理水平的总经理来管他们。把他们分流出去之后，虽然抵触情绪大，

但是后来他的经营管理逐渐上路的时候，他们就渐渐地安心了。他们自己又主张，我们自己管自己。管委会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在内部选择了一个很有经营头脑的年轻人李国亮来管这个公司。现在公司发展到多少人呢，2000多人，他们这个公司，年经营额达大几千万，上亿元。所以我们车改是比较彻底的。第一，所有人都改了；第二，人员分流出去了；第三，管委会的开支节约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带了个头。

后来市里要求东湖开发区也搞车改。东湖开发区管委会领导没改，其他人都改了。我们车改十多年后，现在全国才开始动员车改。所以目前我们管委会的车改很简单，就是把司机和车辆都交给李国亮管就行了。现在没有我们当时那样复杂，那时候没有车改的大气候，我们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总之我们的车改在全市带了头，同时也成为两区融合后的车改的载体。

我就觉得开发区这几件事情，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都是一些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事情，而且影响到后来。另外我们当时解决问题，钻劲很大，办法也多。例如当时出口加工区，国家批了，但是土地不能落实下来，一定期限内不建，国家就要取消。我跟段市长建议，搞土地置换，因为开发区建了这些道路，把这个道路的土地置换出来。他说么样换呢？我说我去找眭禄明，请他来帮忙解决，因为我们的征地手续都在他那里。哎，找眭禄明真还不错，他答应说：“你找我还不行，能不能找领导跟我发个话呢？”我说：“可以啊，我去找王守海市长。”我就找了守海市长，把这个要害一讲，我说出口加工区如果不开建，国家要取消批文。他就跟眭禄明打个电话，眭禄明就把这个土地跟我们调出来了。我们当时用地比较灵活，现在用地比较难。还在武汉经济开发区的前身轿车办时，时任市政府秘书长任德亮和计委主任楼隆极就向市领导写报告，策划了汉阳县的县改区。汉阳县被划走的几个地方都是区，因此很积极主动申报县改区，改成后，其他三个县也相继改成区，市带县的体制变成市辖区的体制，应该说这是我们开发区对武汉市作出的又一贡献。

/口述整理：杨卫东/

7 钱运录，1944年生，湖北人，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武汉市委书记，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兼秘书长。

8 王守海，1943年生，吉林人，曾任武汉市委副书记、武汉市市长，湖北省政府副省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