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远昌：我与沌口的不解之缘（上）

王远昌，1945年出生，武汉市汉阳人，曾任武汉市汉阳县县长，蔡甸区区长，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沌口是老汉阳县的地盘，也是蔡甸区的地盘，更是今天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盘。我的工作岗位曾经变过很多次，但没有走出老汉阳县的地盘，都与沌口有很多的联系。

我是在汉阳县成长起来的干部，1988年作为汉阳县的副书记被抽调到市里轿车产业办公室当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任德亮，副主任中有一个后来当大官了，是孙志刚，现在的贵州省委副书记，当时他是计委副主任。副主任还有蒋伯雄、黄卫国1和我，四个副主任。后来来了黄国强，黄国强是从公用局调来的。1989年底，组织上安排我回汉阳县当县长了。1993年县改区，我成了末任县长、首任区长。到1997年调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一直到退休。回想这段经历，感慨很多啊！

1、地方对开发区的支持

开发区落户在汉阳县沿长江一线的沌口地区。这个事从一开始，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都是支持的。

我们在县里工作，感到最困难的是财政。一个大项目落户到这里，肯定对地方财源建设有好处，所以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呀，我们当时是全心全意的。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协助市里做北京中汽联理事长陈祖涛的工作。陈祖涛是汉阳县人，当时全国争这个项目争得非常激烈，好多大城市都在争。湖北省里意见呢，推出了3个地方：黄石、襄樊和武汉。所以我们就配合武汉市来争取这个项目。当时我们争取这个项目的具体办法，就是我们单独去找陈祖涛。陈祖涛的父亲是前四方面军的政委陈昌浩，陈祖涛小时候在这里居住过。十岁不到就由叔叔把他带到了延安。后来又从延安到苏联。他跟李鹏是在苏联时的同学。陈祖涛走了以后就没有跟家里有联系，但陈祖涛的儿子下乡回老家，在我们锻压厂干过，当时锻压厂很有名的，在全国几小企业里头都排得上号。我们分管工业的副县长高英玖曾经跟陈祖涛的儿子同事过。高英玖当时是锻压厂的厂长。我们就通过陈祖涛儿子的关系找到了陈祖涛。另外呢，我们又把他老家的故居翻修了一下，整旧如旧。后来陈祖涛回来，我们陪他到他老家去看，他清楚地记得他就是从这个房间出生的。所以我们就配合市里做这样的一些内部牵线搭桥工作。当然我们作为家乡人，话可讲得直接一点，请他一定要把胳膊肘往里弯，家乡太穷了。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定在这里。陈祖涛这个人咧很聪明，全国各地在申报在抢这个项目的时候，他都去考察。最后他搞了一个专家论证，专家论证倾向性的意见，当然也有陈祖涛的意见。倾向性的意见倾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因为陈祖涛也想为家乡做点事。我们这个地方也确实是好，当时在我们沌口这个地方，美国最开始有个项目要过来，也是办汽车厂，曾经在这里钻探过。我们这里土层有50～70米厚，土层深厚，它要求它的冲压车间每平方米能够承受30吨的冲击力，都不动。所以在这个地方，由于我们的土层厚，在长江沿线，交通又便利，可以水运，又有铁路（就是进汉阳造纸厂的那个铁路），又有318这条公路，所以当时这里，自然环境和交通环境都是非常好的，选在这个地方。当时我们就是配合市里争取这个项目。在疏通乡亲关系，争取项目落地武汉做了一些工作。

第二个哩，就是积极主动配合筹建开发区的工作。在1988年，武汉市成立轿车产业办公室的时候，把我抽调去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地方的工作。于是我回去建议汉阳县也成立了一个小轿车办。这样，在组织上有机构，工作上有人手，这样工作起来，就不至于要我一家一家地找。因为哪一家现有的常设机构，它都不可能承担这个具体的任务。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对应的组织来管这个。当时这边沌阳叫郭徐岭乡，那边叫沌口镇。一乡一镇都指定专人负责，这在组织和人员上面，都保持了一条线，来支援这样一个项目。所以汉阳县对于开发区是全心全意支持的。时任县委书记是齐昌发（已经作古了），他当时也是很支持的。

我们从内部知道轿车项目要放到这个地方来了，就开始做相应工作，在征地拆迁上面做一些调查，把各家各户的情况都摸清楚。当时，汉阳县发了一个文件，对这块特定地方，第一不许新盖房子，凡是未经批准新盖起的房子，就在上面写一个“拆“字。第二个，公安要冻结这个地方的户口，只准迁出，不准迁入。第三，对要动工的几个地方、几个村进行调查摸底。当时摸底非常细，你的房子多大的面积，外面的猪圈或者厕所面积，因为农村的厕所都在外面，有菜地，有多少棵树，这都是调查得清清楚楚的，都记录在案。所以我们前期就做了这个工作，这个工作谁来承担呢，就是汉阳县的轿车办，和街道的具体负责人。我们召开了几个会议：公安局的会议，要把户口这个结打死，只准出，不准进。两个街道的会议，进行了调查摸底拆迁动员。当时的农民，对这个项目非常欢迎，一点阻力都没有。因为他看到了希望啊。一个大项目来了以后，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变成一个市民，但是他至少有人可以当工人。当时工农差别是很大的。农村的姑娘找一个工人谈朋友，那都是举家高兴的事情。当时一个是工人，一个是解放军，这两种人都受姑娘的青睐。所以我们前期的这些工作做得比较好。

第三个呢，就是在拆迁和维护社会治安上为开发区作了贡献。在1991年5月16号这一天，开发区搞了两个地方破土动工：一个是总装厂，一个是零部件工厂。这两个地方主要是我们汉阳县完成的征地、拆迁的任务。开工之前要先把这两块地方的居民都拆迁出来了啊，因为当时没得么钱，市里对我们征地价格，是10000块钱一亩。我们给农民的还建房还没有做起，就先把他的房拆了。农民就在外面搭个小棚子，在里面住着。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里头小雨。农民在这个时候都没有怨言。我当时跟任德亮秘书长一起去访问了几个农民，在棚子里面看望了几户农民，我们都很感动。因为农民当时毫无怨言，欢天喜地，他们看到了希望。当时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细的。当时的价格这么低，补偿标准也很低，我们只是申请了几个特殊补偿：一是学校，你拆学校，学校要还建；二是毁坏了的农业基础设施，例如提水泵站，这些是我们提出的特殊补偿。农民的拆迁，都在那个1万块钱之内。包括农民过渡期的生活补偿。由于当时的价格还不是现在的这个价格，当时的大米大概就是1角多钱1斤，农民一个月就补6块钱，过渡阶段。土地也失去了，房子也拆了，就一个月6块钱能过生活。汉阳县在配合开发区早期征地拆迁上做了大量工作。

在征地拆迁中还有一个社会治安维护稳定的问题。征地拆迁中，市里组建了一个开发建设总公司来负责开发区的土地征用与开发，高秀煌是汉阳县人，他是总经理，很重视这项工作，组建了以副总白起鹤为首的工作班子。当时我们配合白起鹤一起在搞这个事。包括处理民事纠纷和建设当中一些问题。建设当中出现了一些居民在那里抢活做，或者抢不到活就在那里闹事呀，这些问题都由我们地方承担。

后来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冲突。因为农民他长期得不到安置，他们也要找出路呀。例如，在这个上面搬一点钢筋，搬一点水泥，你不让他干，他就在这里扯皮。当时管委会对他们毫无办法，总是找汉阳县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一次，因为农民的这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涉及他们的生计问题，大概几百人把管委会围了，还把一个车子都砸了。当时打电话到市委，何其雄2书记要我来解决，点名要我亲自上阵。我就带了一个班子来了：一个是公安局长，一个是司法局长。司法局长来普法，如果哪个在这里违法，公安局长就抓。因为这闹事呀，他总有几个挑头的。我找到任秘书长，说您还是没有把农民的问题解决好，钱也到位得不及时，所以农民他要闹事。另外，闹事的里面有几个头头，有些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惯了的，我说这几个挑头的，我来管。大多数农民是跟着起哄的，那您就把他们的生活管好。当时一个人加了10块钱，由6块钱加到16块钱。既要依法依规处理挑头闹事者，又要及时解决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合理诉求，必须用两手对待两种人。然后我就把两个街道的书记找到一起，我说我的办法就是这样，把几个挑头的找来谈个话，司法局长来了，跟他们普普法，一定要教育他们，我说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抓人，开始教育，把他们劝好。派人去找那几个挑头的来，一个都不肯来。不肯来公安局长就出面，诫勉谈话，上门去谈话：“如果明天你再带头闹事，我就要抓你。”到第二天又去找这些人的时候，全部跑了。事情就平息下来了。自从那以后，再没人闹大事了。整个开发区的建设秩序呀，也就好起来了。再以后的闹事都是小打小闹。所以我们对整个开发区的征地拆迁和建设施工秩序的维护，当时是起了大的作用，那是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当然这样一来哩，管委会又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街道不该他管，他就驾不住人。所以就开始考虑托管的事情，他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托管有关街道，这是我们汉阳县对开发区的第四项支持。1996年底，开发区托管了沌口街、沌阳街两个街道。当然，对这项决定我们最开始是有抵触的，我又不是做得不好，我又没有延误你的建设，你为什么要把我这两个街划走呢？再说历史上汉阳县的地域已多次被划走，七剁八剁，已经剁得差不多了。1950年，当时的汉阳县政府在显正街，就是归元寺前头那一片。结果把最繁华的那一片独立划出来成立了汉阳区，那是1950年的事，汉阳县政府就搬到蔡甸来了。接着呢，成立东西湖区，又把汉阳县的一片划到了东西湖。第三次是成立洪湖县，我们的新滩口、白虎池等7个乡又划走了，第四次呢，又把我们的邓南和东城垸划走了，成立了汉南区。这现在是第五次3又划沌口和沌阳。所以当时我们抵触情绪很大，最开始跟我们做工作的，是市里刘善璧4、董绍简5几个领导，我们的书记叫李育矩，是个很有个性、很有能力的人，当时他想不通，把个屁股对着刘善璧书记坐着。当时我心里也想不通，但没有他那激烈的反应。有这样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没有讲多少道理呗，若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你要划走，我还能理解……刘善璧书记，当然他也很耐心，还是笑嘻嘻地做工作。我们从市里回去以后就炸锅了。回去传达了这个意思，就炸锅了。当时我们已经县改区了，区委、区政府的两个班子都表示反对，都不同意，顶着。后来市里又来做工作，派谁呀，派金作良6。金作良是汉阳县人，大集人。他当时已经到人大当副主任去了。他回来叙乡情，跟我们讲这讲那，我们还招呼他吃饭，他平时不怎么喝酒的，为了把我们的情绪平息下来，他做工作的时候，跟他敬酒他都不推的。最后他还是有些话打动了我们，就是说市委、市政府作了这个决定，下级还是要服从。但是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日子一长啊，我们也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们就在补偿上面下功夫。我们当时开的口都蛮小，就是这两街财政收入有多少，当地还有一个汉阳纸厂，是向我们交税的，把这些都一算。但是不管怎么算，算不到100万块钱。后来我们大着胆子，搞了个305万，不搞300万，加点零头吧，让它的可信度高一点，算了一个305万的补偿。当时在开发区负责的是陈元林，陈元林这个人很大气，当时我们还怕他不答应，后来来跟他汇报，他一口气就答应了：“多少？好！就305万！”

这是把两个街道托管过来，托管过来以后哩，我们当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小开发区在这里，要享受大开发区的功能辐射，水呀、电啦，要支持我们小区。总之，两个街道的托管，虽然我们一点都想不通，最后还是服从了市里的决定，支持了开发区的发展，后来按照这个方式，开发区又把军山街托管过来了。

1 黄卫国，1954年生，湖北人，曾任武汉市沌口轿车开发区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武汉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武汉市政协副主席。

2 何其雄，1936年生，湖北人，曾任武汉市委组织部长，武汉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

3 1949年5月17日，汉阳解放，隶属沔阳专署。1950年8月26日，县人民政府从原汉阳城区显正街迁至蔡甸。1951年改属孝感专署。1955年全县面积为1 831．55平方公里。1955年3月，琴断口、黄金口、永丰、和平、关胜、江堤、快活岭等7乡划入武汉市郊区。次年7月，新滩区所属7乡划入洪湖县。1959年，汉阳连同孝感专区所属各县划归武汉市。次年4月东城垸农场划入武汉市农管局。1975年汉阳县从孝感专署中分出，划归武汉市领导，为武汉市4个郊县之一。1979年9月又将邓南人民公社（不包括曲口乡）划出与原属汉阳县的东城垸合并建成武汉市汉南区。至1985年，全县面积为1 105．77平方公里。1992年9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汉阳县设立武汉市蔡甸区，其行政区域不变，区治设蔡甸街。现在的汉阳区、东西湖区、蔡甸区、汉南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洪湖市新滩区均为原汉阳县辖区。沌口原为汉阳县东部的一个乡（镇），1960年属黄陵区沌龙公社，轿车城开发时为沌口镇和郭徐岭乡，后改为沌口街和沌阳街，此后，沌口街和沌阳街划归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和沌阳街合并为沌口街。

4 刘善璧，1941年生，湖北人，曾任政协武汉市第十届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

5 董绍简，1943年生，湖北人，曾任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市政府副市长。

6 金作良，曾任武汉市政府秘书长，武汉市市长助理，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