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成：艰苦创业，把荒丘野岭变成开发新区

徐向成，1936年生，湖北武汉人。1975年进入武汉市房地局工作，曾任副局长。1981年因政企分开，武汉市住宅修建公司与房地局分家，任武汉市住宅修建公司总经理。1984年，武汉市组建城市综合开发总公司，任总公司总经理兼党组书记。1987年任武汉市住宅建设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1990年，住宅建设总公司与武建公司合并，调任武汉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1997年初退休。后被开发区党委聘请为顾问。

我原先的单位是城开集团，后来又调回住宅开发建设总公司。公司任务不是蛮好弄，市里就把它跟武建集团合并。合并后我到党校学习了几个月，从党校出来，就到开发区了。因为我从年轻时就在房地局，后来在房地局搞副局长，再后来到城开一肩挑，又调到住宅建设总公司。总公司合并以后，我就到开发区了，任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分管规划、土地、建设、房地产。从1990年去，实际上搞到1997年。1997年以后，李宪生1又把我们几个老同志聘为顾问，接到搞了几年以后，年纪大了就没干了。

开发区早期的领导是任德亮秘书长（当时任市委秘书长）、蒋伯雄、黄国强和我，最初就这四个人。蒋伯雄抓招商，黄国强协调各局的关系，我就抓建设。因为当时整个国家搞改革开放，从深圳、沿海各地掀起了高潮以后，我们这里算是第二轮吧。跟沿海还相差上十年，人家搞得快。

1、艰苦创业的岁月

最早我是在统建办8楼办公（汉口台北路），但是搞建设不到现场去不行呀。最先是我和建管处一起去，就每天去每天来。当时在郭徐岭派出所借一间房办公，一间房怎么够呢？后来在郭徐岭饭店租一层楼，租了一些时，大概不到半年，两三个月吧，后来就到了一个粮站，就是原来郭徐岭的一个粮食收购站，把这个粮站全部拿下来了，给管委会办公。

当时非常艰苦啊！很艰苦！我说个例子，在那个仓库里面办公，那多处室在里面，夏天热死，没有空调的。热天热得呀，你根本站都站不住，站着都热。仓库房子不通风，屋顶炕着不晓得几热。怎么办呢？这么热怎么办公、怎么工作呢？当时又没有钱。这个问题后来是我来解决的。我就把建设沌阳大厦办公楼临时设施这一块的资金，给各个处室买了一台空调，才能站得住、坐得住。搞建筑的都晓得，建设项目首先要搭工棚，有建临时设施这一块资金。因为我们当时在粮站办公就没用那多，才有节余的资金用来买空调。这是郭徐岭热天的故事，真辛苦，那真是艰苦创业。

当时管委会的任老人家2也确实抓得紧，早上碰头，中午碰头，天黑了碰头，总在碰头。你只一有空，他一有空，车子就开到现场去了，在现场去碰头。我们四个人总在一起，他要碰头唦。任老人家这一点还是可以的，比如说逢年过节，对那些施工单位慰问一下。我记得那时到农村杀头猪买点肉呀，送到施工单位慰问一下，鼓励工人支持一下，日夜干。任老人家这些方面做得还可以。管委会还每年举行一次干部家属联欢会，吃餐饭，组织参观一下，看看你的丈夫、你的夫人在这里搞么事，为什么这么辛苦。开个车子到现场去转一下，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大家看了都很高兴。这些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到位的，把工作做到家了。

那个时候，干部职工的工作态度、工作热情都是蛮好的，非常高涨。因为当时市委、市政府交待这样一个任务：把开发区建成武汉市一个新的增长点。大家感到很光荣，一心想把武汉发展起来。全国各地开发区搞得轰轰烈烈，我们也应该把武汉尽快地搞起来。

在郭徐岭粮站办公是怎么吃饭的呢？自己办食堂。那个时候上下班交通问题怎么解决呢？管委会有一个交通车，早上接来上班，黑了送回家。中途想往哪里去，那不可能，因为这里当地没有通公汽。工作专车领导干部也不是每人都有。我有一个车，是从城开带过去的，配了一个司机。任德亮是秘书长他有车，其他几个领导当时买了一个苏联的伏尔加小车共用，后来买了一辆切诺基。他们不是一人一辆车，到1993年才换车，管委会领导才一人一辆轿车。当时干部职工上下班就是一辆交通车，早上去晚上回。平时要跑什么事情就搭公汽回市里。在市里把事情办了，第二天赶不上班车就搭公汽去晚一点。在开发区跑什么事情就骑自行车。当时管委会就在郭徐岭一带，雨天骑自行车跑不动，路上泥巴流的，你怎么跑得动呀？后来把路修好了，这里才能走车。几位领导办公还是有车，其他干部在开发区办事就是步行。那时从郭徐岭粮站到神龙汽车工地两到三公里，到长江边六公里。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拆迁。用地首先是汉阳县（蔡甸区），蔡甸区应该说是非常支持。那搞拆迁不像现在，那是一下子全部都拆倒重来，农民的房子都是自己来建，自己住，自己去捡砖头建过渡房，下雨时连遮盖的东西都没得，都是自己去解决。那时与现在不同，老百姓是非常遭孽的。当时先拆迁的主要是郭徐岭，那是非常辛苦。

2、野郊变开发新区

因为当时整个国家搞改革开放，在那个浪潮的推动下，武汉就成立了轿车产业开发区。为什么叫轿车产业开发区？因为二汽跟法国雪铁龙合资准备搞一个项目，就是30万辆轿车。项目选点，武汉作为一个点了，当时项目还没拿到手，要去争取成为这个点。武汉就成立轿车产业开发区，搞了一个规划，要开发一块土地出来，容纳新进来的项目。所以开发区建设首先搞的应该是5.5平方公里。当时跟国务院报的是10平方公里，先搞5.5平方公里的土地，安排轿车项目加上汽车零部件工业，以这为主咬定汽车产业。搞开发区，你要是搞一些小的生活用品之类，那价值都不大，你看汽车一辆卖几万、十几万，所以要咬定汽车。项目来了，你要有一个地方装它。确定划了一块地以后，你若不把它开发出来，从生地变成熟地，别人去都不去，不愿意来。我记得初到管委会时，还在统建办8楼办公（汉口台北路），当时招商引一些大财团到沌口去，人家看都不看。比如说那个香港的金利来曾宪梓，他去后只下了个车，马上就走了：“没得么事，就是一点田、地、丘陵地带耶！”你在这里搞开发区能不能搞起来还是个问题，人家有疑问。所以首先要把那块地开发出来，这是首当其冲的事，我当时在那里就抓这个事。

从1990年开始谋划征地拆迁，到1991年5月16号开工以后，就要大搞建设，征地、拆迁、场平，都要搞出来，这样难度就很大了。搞建设，人是第一个因素，干事要人，要有人来组织。人在哪里？谁来组织？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是，钱在哪里？没有钱是不行的，是不是？！没有钱就非常难。我们七研究八研究，当时还是找到一条出路，就是成立武汉轿车产业开发区建设开发总公司，将建设开发总公司跟武汉市统建办公室合署。

当时统建办和建发总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名称叫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开发总公司3，为开发区开发建设服务。高秀煌是统建办主任兼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当时领导为了协调工作，给我又任一个职。我是市委任命的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后来又任命我为建设开发总公司的副总经理，主要是为了协调那些人来开发区开发土地。为什么领导选我来弄呢？因为统建办公室的人员，包括高秀煌，都是在房地局干过的，那一批人办公原来都在房地局。怎么叫统建办公室呢？“文革”后，大概1976年的时候，有一个信息讲中央有一批资金为各地建设住房服务。武汉听到这个信息，当时就叫我们写报告，我们当时还在房地局，经过日夜调查研究弄了一个报告。那时武汉人均住房才只2点几、3点几平方，还有几十万人没得住房。就这样写了个报告送到中央去，送到建设部去。那是我去的，建设部把报告留下。一年后，还真是下来了一笔钱，武汉市就成立了统建办公室。因为我原来是在那里工作，都是房地局的人，都很熟。所以，市委就让我来兼这个副总经理，便于协调人脉关系。因为我当时在房地局是副局长，高秀煌在那里是调度室主任，统建办大部分人都是原房地局的。它为什么两块牌子？统建办公室它还可以在市里搞其它的土地开发。开发区这一大块，它就派了一个工程处，一个有20多人的工程处，都是工程技术人员，完全负责开发区的土地开发。当时的建设都是经过他们的手，招标呀什么，都是通过他们，由他们来搞，不然那大的规模，管委会哪做得了呢？

开发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场平，土地平整，招商不仅要平整土地，还要基础设施齐全，水、电、路都进去，即做九通一平。统建办公室在武汉搞了多年房地产，从统一分配住房到搞商品房，它是既有经验又有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当时开发土地成本是一平方公里二个亿。开发一平方公里，九通一平，把生地整成熟地，能用的地，生产厂家来建厂，只接水接电就可以用，可以生产。达到这样的条件，当时开发成本是一平方公里二个亿，大约二个亿。这是当时的情况。

当时建设开发总公司跟统建办合并后，它有一定的资金，比我们好贷款。那时开发区基本没有钱，计委拿了2000多万，那只够什么高压线的拆迁啦，搞那些东西。至于征地开发土地需要，那还差得远。有了这样一个建设开发总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联合起来，它是企业，它最后按建设施工完成的总值收一点费用。这就为开发区起步时的人力、资金找到了一条出路。

场平以后要建设呀，建设要资金呀，资金光它（统建办）那也不行呐，它哪里来那多钱呀？最起码得十几个亿，才能起步。当时我记得是这样，在那个区域内先开始修路，开辟两条主要的路，一条从管委会到长江边，从现在的开发区中心，从318国道到长江边，6.3公里。这条路是开发区目前最宽的路，50米宽。这是开发区一条主要的干道。还有一条是南环路，也是从318国道开始一直到沌口。修这两条路没有钱怎么办呢？当时就是向天津学习，天津当时是李瑞环在那里搞旧城建设，有个发明是“谁家的孩子谁家抱”。要是现在按政策来讲是不符合的，但是当时没有法子的法子，只能这样。用“谁家的孩子谁家抱”的办法，沌阳大道建设，就动员叫城建委包下来，要城建委拿钱，我们可以在那里组织建设。城建委总是要投资的，它从它的建设总投资中割一块出来，反正这条路它负责。那条南环路谁负责呢？就是交委。其它的怎么“各家孩子各家抱”呢，比如说供电的、电信的，都是给它一块土地，这个地上的设施统统由你来搞，你要安排，你要随着我的基础设施建设，把电力、电信、水什么都搞到位。凡是能找到主子的，就由他们来支持，来抱“孩子”。以后还钱都可以，当时哪里来的钱呢？以后还钱那都是说的空话，反正都是国家的，它不还给你也可以。当时通过各种工作协调，大家都来帮助开发区建设。

因为开发区是市长当主任呗，这是一。再一个，任德亮是政府秘书长，而且他还是在职，不是退了。所以呢，开会协调就方便多了，他可以以政府名义开会。如果是这个局对那个局，你想着就不行，看是什么人来协调。他当时有利得多，他可以用政府名义开会，用政府名义发文，他秘书长一签就可以发文了。有这个行政有利条件就方便多了。

新区要新样子，我们搞了个规划，全部不能做砖院墙，把院墙围死了，像牢房一样。规定开发区范围，原来5点几平方公里范围建筑，统统不许做砖院墙，要搞通透式的，好看一点，观瞻好一点，它的绿化也能体现出来。但是当时各种各样的违规都可能出现，一旦突破，你的规划就没有用了，所以当时任老人家还说我不晓得得罪了几多人，我铁面无私，谁跟我说都不行，我按规划来。一个单位，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是我们有求于它的单位，它就不管你这些，它就要做院墙。它说如果做通透的，猫子狗子进去把电线咬了怎么办？这就非常难。我当时管规划，我就坚持，你不这样我就不批，不让你做那砖院墙。但是最后没办法还是跟它批了一个临时的，不批不行呀。批临时的，你说你这样做了，我可说你是临时的，是要拆掉的。实际上还不是就这样做了。它还是围起来了，那怎么办呢？其实像这种难题那多得很。它就是憋一口气，哪里猫子狗子咬你的电线？那不可能。像这种扯皮，后来协调、变通的情况也还是有。至于说硬是顶着不能动，还没有那种事，因为是政府出面，开发区管委会是政府的，还是比较令人信服的。

当时工作比较有利的因素是上级的支持，比如说最初，市委书记郑云飞、市长赵宝江经常到现场去一去啊，去支持，去视察。后来到1992年还是1993年，钱运录书记专门在开发区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市委、市政府支持很有力。当时横向的单位特别多，扯皮的事情不断，比如说土地，我管土地我晓得，武汉市土地局、规划局还好办一些，因为终究在武汉市范围内协调。规划局派了一个工作组，每周开一次会，我主持，请他们到开发区去，就一路审查，一路协调，这比人人往它那里报要好得多，快得多。我们请规划局来，规划局有一个老总和一批人，需要哪方面的工作人员，他就组织哪方面的人员一起来，开一次会，协调商量。

市政府在开发区来联合办公，现场解决问题，又快又好，办事快捷，当时开发区希望得到这样的支持。应该说市里单位对开发区都还是比较支持，当时供电局长徐邦兴还派了一个副局长，总在那里，在开发区协调。

开发区不是一个行政区划，跟蔡甸区有区别。你在开发区内开发，土地要由它管，蔡甸区要管。我们后来争取到的权限是，规划范围内的土地，归我们管，我们说了算。

开发区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污染项目一律不要。当时就有一些搞化工的、化妆品之类的项目，我们都不要。后来晨鸣造纸厂进来都配套了污水处理设备，解决了水污染问题。在开发区整个建工厂，认识是一致的，不接受污染企业。开发区建设时思想高度一致，对可能制造污染的企业不接受。别处的经验就是污染了难治理，当时武汉污水处理厂都少得很，那时候开发区到1995年污水处理厂还没建设。搞建设你不能光顾了搞起来，能够赚钱，把后来弄到不能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千万要不得，一定要先防范治理。这方面开发区认识起点是高，真正做到污水处理，雨污分流，管道都铺设在地下。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到最后才建设，因为当时整个开发区没有污染企业进入。一般生活污染问题不大，后来建了一个污水处理厂，还是有些污水要处理。比如晨鸣纸业它原先自己有污水处理设备，但是处理得不严谨，流入长江。有时那个污水泡沫满江都是，它还是有污染。它严格管理起来还是可以，但有时它放松了，或是机械设备有故障坏的时候，不及时维修，问题就来了。

3、创建优质工程

开发区在建设方面有一个建管局，后来又分开搞一个规划土地局，主要是管建设这一块。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两旁没有各种电线，都是从地下走，都是搞地下管道。自来水厂在长江取水，都是把进水管伸到江心去，因为晨鸣纸业尽管经过了改造，经过了防污处理，但机器有时会停会坏，不能及时维修，那怎么办呢？它排到长江去，影响自来水进水就不行，于是就把进水口伸到江心底下。这自来水厂建设是黄国强管的，因为他是从市公用局出来的。建设是我在管，那些管道呀，地下设施之类的技术鉴定问题由他协调，执行开发区管委会的统一规划。施工建设，各厂（单位）范围内的由它们自己搞，公共建设都是我在管。通过开发总公司他们负责招标，负责组织建设。

我们当时建设的项目年年都是市里的优质工程、先进单位，比如沌阳大厦是管委会的办公楼。那整个拍板是任德亮负责，但是我在负责组织。开始建设这个办公楼的规划，硬是讨论了十几次，当时还在这边（郭徐岭粮站）办公时就在讨论，那总在讨论，讨论去讨论来。后来真是搞烦了，我们就选定这个方案先建起来再说，你光说不做那没有用。后来把这个办公楼建起来了，当时设想是20年不落后，按当时的观点，按20年不落后来建设。现在20年都过去了，也不算落后。当时我们就选定了一个流线型的设计，不搞那种四方四正的东西，就把它建起来了。当时建设是开发建设总公司组织，通过招标，中建三局中标，然后建设的。1995年管委会迁进去办公，我后来当顾问还在里面搞了几年。后来退休了好几年，管委会还把办公室办公桌留着。

开发区大环境建设在规划上都是考虑到了的，比如说防汛，那都是考虑到了的。防汛修堤是领导直接管，修堤是防汛办管。

因为开发区实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我们一个建管局，要整个对口市城建委，所有事都是由我们一个处级局来应对。市城建委对我们的工作都还蛮支持，凡是建管这方面的事情，你们说了算，它也不来管，不干预。曾经发生过一件事，神龙公司招标，建委做了一个方案，要2200万，神龙公司不愿意，不干，它要单做。当时还生怕把神龙公司得罪了，他们也可以不跟你搞。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采取建委的方案，而是我们的建设开发总公司另外做一个方案，金额只有1600万，就把神龙公司的土地开始场平，一下推开就好了。没推开时，总在这样讲那样讲，发生这样的事情，城建委它也不坚持，算了，你们做了就做了。

开发区的干部日夜在那里擂着搞，再有市里支持、领导支持，主要是这撒。这协调各单位不晓得几辛苦。

早期开发区的艰苦创业精神是相当珍贵的，廉政建设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经常性的。党员组织生活，党员干部民主生活会都有。当时任德亮是开发区管委会党委书记，蒋伯雄是机关党委书记，管内部干部职工的事。关心干部生活，逢年过节慰问职工家属，任老人家这些事做得还是比较好。他是按政府机关管理，比较规范，比较讲究规范。我们当时住进大楼，吃饭只能在食堂里，不能端到大楼办公室去吃。机关有规定，你不能端到办公室去吃饭，卫生也有规定。

初期建设我们都按照党的要求、按干部管理规定严格执行的，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后来的干部也年轻一些，面临新的环境挑战。由于市场化的冲击太厉害了，就有些领导班干部经不起冲击。我们因为时间搞得太长，从房地局起，我们都是搞这类工作。在这方面比如说坚持招标，凡是进入招标的不去插一句嘴，按规矩来。有的干部出问题真闹了大影响啊。凡是沾了工程而不守规则的，好像都走得不顺畅。

4、“神龙树”的传说

神龙公司所在的地方，原来是郭徐岭乡的三元寺村。那里有一棵神龙树。这是老百姓传说的，说有一棵树，树上有两盏灯，就像龙的眼睛，晚上闪闪发光。老百姓把那棵树叫神龙树。那棵树树龄不知多少年了，也记不得是什么种类的树，反正当地村民传得神乎其神，老百姓有什么祈求灵验得很，现在还有人去祭拜呢。

我们当时在规划上考虑到这个情况，既然老百姓都拥护认同的东西，我们就要保留下来，不要去动它。所以，神龙公司后来做宿舍楼，还在宿舍区里特意用砖墙围着，做个小院墙，把那棵树围起来，保护起来了。现在树还在，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就在神龙公司的职工宿舍区里面。你们去看还看得到，那树还在，可以参观的。

神龙公司神龙树，完全是一种巧合。这神龙公司与那棵神龙树，原来一点瓜葛都没有，是在开发区里巧遇上了，这很有点意思。神龙树的传说，体现了我们在开发建设中，注意了维护环境，尊重民俗文化。

/口述整理：张克兰/

1 李宪生，1997.08—1998.01期间，湖北省武汉市委常委，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主持工作）。

2 即任德亮副主任，接受本课题组采访的开发区老领导都尊称任德亮为“老人家”。

3 武汉市住宅统建办公室（简称统建办）成立于1978年2月，主要从事武汉市的住宅统建工作，是武汉市最早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单位。1983年以后，逐步转向开发商品房。1990年12月，武汉市政府成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开发总公司，与统建办一套班子、合署办公，主要承担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征地拆迁、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施工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