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平：东风本田武汉公司的筹建与早期发展

杨亚平，男，1961年9月生，汉族，东风本田采购部部长，制造管理部部长，东风本田社会公益委员会委员长。武汉市政协委员。

2003年，刘裕和——刘总1来武汉筹建东风本田武汉公司的时候，从广州带过来5人，我是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刘总当时跟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如果发展不好，3年以后你还可以再回来。等到3年以后，他问我还要不要回去的时候，我说回不去了。因为3年以后是2006年，那时候公司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说心里话，我们这帮人当时并没有预料到公司会发展得像现在这么好。到现在，当时跟刘总一起来武汉的其他人几个人，退休的退休，调走的调走，只有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了。还有两年，我也快退休了。算起来，我在这边已经生活好多年了。下面，我把自己知道的一点情况，从头到尾讲一讲，让大家有个印象。

1、刘裕和的整车梦

东风本田武汉公司（简称“东本”）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刘总的整车梦。最早，东风公司想造轿车，先联系了丰田公司，丰田公司反应不太快，后来才找了本田公司，本田公司很热情。大概在1994年开始，东风公司就与本田公司谈合资生产汽车的事情。由于那时候国家对整车项目限制非常严，没有办法。我们就先从零部件开始起步。

1994年底在惠州成立了东风本田零部件公司。零部件生产内容很多，包括发动机部件、底盘零部件、底盘件等，全部向国外出口，如日本市场、东南亚市场、欧洲市场，给本田公司的全球市场供货。但零部件厂只能给别人配套，而整车生产是全价值链，制造、销售、供应商，形成上中下游全产业链。而且，整车的价值和利用率也最高。所以，东风公司一直心有不甘，一定要在南方发展出自己的整车项目。1997年，广州标致要重组，东风企业刘裕和先到广州标致，一切都准备了，但是后来只拿到了发动机项目。

第二年，东风本田公司在广州开始了发动机的试点。发动机生产也是给别人配套的，刘总一直想着整车梦。时任东风公司党委书记和总经理的苗圩也一直想着造整车。因为一直有一个做整车的梦，东风公司特别想跟本田公司合作，所以，从1994年一直谈到2002年，才有了2003年我们东本的建立。

从生产发动机到造整车，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资质问题，没有资质就不能生产整车。当初，零部件厂为什么选在惠州呢？因为惠州有个国际集团，韩国人在那里建了一个熊猫厂，属于合资企业，但效益不好。东风公司本来想把那个地方收过来生产汽车的，但是没有收成，因为它没有指标也没有资质，所以我们就只能在那里搞了零部件厂。后来到广州去，我们本来怀着很大的热情去收购广本，跟广州市政府没谈成，结果整车项目又没搞成，于是就建了发动机厂。为什么我们跟广州市政府的整车项目没谈成呢？因为东风公司要是加入进去了，广州市政府就要退出了，就没有股份，也就没有相应的税收与利润了，所以广州市政府肯定不会放弃这个项目。而且，人家也很好，当时广州方面和欧宝谈合资项目，协议都要签订了。在这种情况下，东风公司带着本田公司，还有股金去，插了一杠子，就把广州与欧宝谈的项目搅黄了。与本田合作的这个项目既生产整车，也生产发动机。根据国家汽车产业政策，外资占50%的比例，所以本田公司要占50%的比例，剩下50%的比例由我们东风公司和广本分配。我们当时跟广本谈的时候，因为占比问题，谈得天昏地暗。国家有个政策，合并报表必须要有25%的比例。所以，我们东风公司和广本都要占比25%才行。由于汽车整车生产更重要，我们的发动机生产是为人家广本提供配套服务的，所以广本要占25%以上，只愿意给东风公司20%的比例。如果是这样的话，合资后的企业直接就不属于东风企业了，于是东风公司肯定不干，人家广本又不肯让步。为了占比问题，我们两家公司整天吵，吵了好久，也争执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分管汽车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说：“吵什么吵啊？一人一半，你（东风公司）去搞发动机，他（广本）去搞整车。”所以我们就跟本田公司合资生产发动机，广州就与本田公司合资生产整车，但两家公司是属于一块儿的，利润是一起算的2所以，从那时起，东风公司跟本田公司一直在生产发动机。所以，熬了几年，2002年他们就想起这事儿了。这就是整车梦的由来。

其实这个整车梦还要追溯更远。日本的一帮老朋友，广本的总经理门胁轰二和发动机总经理杉山清，他们俩与刘总关系很好。他们跟刘总说，我们几个人干脆到东风公司建个厂，大家一起干。他们两个人特别来劲，后来真干成了。但东本建立了，这两个日本人又因为年满60岁必须退休。他们跟东风公司配合得极好，想了那么多年的汽车梦，从1993年起就一直跟东风公司谈轿车项目，在这个过程当中，推进了东风本田这个项目进程，本来是要到东风本田武汉公司来任职的。当时，他们愿意来，东风公司也愿意他们来，武汉市也表示欢迎。但是什么都谈好啦，这两个人又退休了。

刘总的整车梦也成就了东本发展的三步走战略，但东本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真的想要分成三步走。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一个设想，只是因为总想着这个事儿，又一直没有办成，最后憋出来的。

2、省、市、开发区的支持

2002年底，东风公司与本田公司签订了一份开展合资合作的备忘录。厂址选在什么地方？就我了解，当时谈了三个地方。一个是杭州，还有一个是郑州，再一个就是武汉。因为我们是从十堰出来的，对武汉有情结、有感情，所以，好像是2002年11月份，我们当时已经基本决定选在武汉了。选在武汉，除了我们有武汉情结之外，还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正好这边有一个万通汽车公司，有生产整车的资质；另一个是湖北省和武汉市都非常重视、支持这个项目。武汉市不仅退出在万通汽车公司的股份，支持对万通汽车公司进行改组、改造，也支持东本的建设。早期的建设真的很艰辛，面临很多困难，俞正声书记那么大的领导，还有李宪生市长，真的都很支持，多次开现场办公会议，解决建设中的困难。有一天，具体的日期我忘了，俞正声书记和当时的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这里开现场会，解决用电量的问题。因为产量增加要扩容，供电局不给扩。当时李宪生市长在场，供电局长说：“我不归你管。”因为电是由国家电网管，武汉市供电局归电力系统直管，所以供电局的局长说这个话。俞正声书记也在场，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能不能管得了你？”下午三点钟又开现场会。结果，我们的用电问题晚上就解决了。

开发区为我们解决了原来的固定资产问题，他们退出了一些股份，还制定了政策，解决建设、电气和电的问题。开发区用电紧张，他们办公室停电，也从来不停我们的电。当时海关也非常支持我们。东风公司也很帮忙，不仅直接出面把广州那边的零部件带过来，还帮我们召进了很多人。因为我们从广州过来的人不多，人才缺乏，后来从东风公司招了很多人进来。日本把车型和制造技术带过来。这样，两方两个公司，加上政府对项目大力支持，我们这个公司终于成立了。

3、东本筹建时的艰辛

公司筹建是我负责的。根据刘总的安排，我分管东本建设。所以，我早上搞采购，下午管建设，基本整天就泡在工地上，对公司早期的建设情况比较熟悉。顺便插个小故事。刘总这个人用人很独到，责权利比较分明。他要求我们每个人自己干好自己的事情，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当时从广州过来的5个人，每人负责一块，我负责采购，还有人负责制造，有人负责财务，每个人都干自己的活。我本来喜欢喝点酒，但老刘命令我戒酒。所以，我盖房子，盖着盖着就把酒戒了。为啥呢？因为建厂与其它工作不一样，我主要是跟人打交道，跟人喝酒有些事情就说不清楚。比如工地要请吃饭，怕出现腐败，一锤子买卖。戒酒以后，我的饭局少了，对身体也好。刘总这个人，格局高，用人很厉害，到现在还动不动就给我上课。

回过头来，我还是讲讲建厂开初的小故事。

环境差、交通不便。东本圈的地很大，大概40万平方米，万通汽车公司只占了其中一小块，而且厂房破破烂烂的，还是造面包车的。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小地方，那边是鱼塘，还有兔子，周边都是草，没有路。我们当时面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路。

我记得当时我们基本上都是晚上九点钟下班，当时我们都“疯”了。因为我们是从广州、十堰过来的，家都不在这里，我们整个管理团队全部住在万通汽车公司宿舍。万通汽车公司当时有一个宿舍楼，除了刘总（开发区租了一套房子给他）以外，我们所有的人全部住在公司宿舍。因为都是在武汉没有家的人，在外面吃饭也不方便，公司开了一个小食堂，请了一个人来给我们做饭。我们吃住都在公司，全副身心投入到建设当中了。说到吃饭，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2004年春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大年初三要到我们这里来视察，所以我们大年初二就坐飞机过来了。因为是春节，食堂没开伙，那时整个开发区居然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我们只好每天到汉口去吃饭。

筹建遇“非典”。我们建厂初期，刚好遇到“非典”。我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3月份来武汉的时候，正好是“非典”时期。因为广州发现了一例“非典”，所以我们从广州过来是很危险的。我负责采购，在公司成立以前，我从3月份起就已经开始采购了，就开始准备了。那是“非典”最严重的时候，火车也不好坐，我们一般是坐飞机来武汉。有一次，从广州过来支援建厂的5个人一起坐飞机，我们在候机的时候唠嗑忘了时间。机组工作人员到处找我们，找到以后，我们说飞机可以先起飞呀；工作人员说，飞机上总共只有11个人，少了你们5人，就少了一半的人，还飞什么飞呀？那时候，大家都不出门，不敢坐飞机。而且我们从广州来的人下了飞机，还要先到省人民医院检查身体，看有没有病。当时日本人也是冒着风险来的，筹建期间要来来回回地谈判。谈判的地方原来选在上海，日本人从日本飞到上海来谈判。他们从日本来不用体检，从中国回去就要体检。当时，日本人要先拍一个胸片，拿着片子才能上飞机，才能回国。这是“非典”时期的一个特有现象，很逗人。

4、东本的轿车之路

东本首款车型选CRV。万通汽车公司是生产面包车的，它没有轿车生产资质，我们当时只能生产面包车，不能生产小轿车，所以车型我们就选了CRV。CRV不是轿车，是运动型的越野车，属于面包车。当时选CRV这款车的时候，因为没有轿车生产资质，不能生产轿车，又想生产轿车，我们就在原来生产面包车中找了这样一款车型CRV。所以，我们选CRV是被迫的。而且，当时我们也没有把握，是很冒风险的。能不能成功，我们不知道，但想想还是觉得能成功。因为生产发动机，我们当时跟本田公司已经打了六年的交道了，根据以往的经验，觉得还是能成功的。实际上，我们是在打擦边球，选小众车型，但这款车卖得最好。

别的汽车企业都生产轿车去了，它们不关心的车型，我们卖得很好。这就是刘总说的“少生”“优生”。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生产小众车型，当时没有城市越野车，我们生产了第一款国产城市越野车。

虽然我们的CRV卖得很好，但是我们刘总不甘心，一定要向国家申请生产轿车。2004年4月24号，我们要发布汽车上市的消息，但还没有拿到国家的批文和目录。这个事情太惊险了！23号那天，发布会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所有领导，包括俞正声，全部都邀请好了，但还没有取得生产许可证，也没有上目录。我们一群人急得要死，也派了一帮人在北京守着。我记得很清楚，晚上11点多钟，大家都没有睡觉，都坐在那儿等着。11点多，我们当时管研发的李部长打了电话过来说：“哎呀，终于搞定了！它这里有个磁盘，只要录到系统里就OK啦。”在23日晚上11点多钟，快到凌晨了，公安部才把目录输入进去。我们24号一看，还真有，才敢开发布会。因为一开发布会，我们就要卖车。如果没有公布，目录都没上，我们就下线开卖了，那是违法的。所以大家很着急。其实，我们2月份就已经把场地建好了，可以生产了，就等着这。在这之前，我们一直在办，但是拿到目录，国家审批是很难的。政府各方面都在促成这件事，武汉市政府，还有汽车司、东风公司都帮了很大的忙。当时我们都认为可能在这个时间内可以拿到目录，所以就把日子定在了2004年4月24号，但是4月23号早上还没有，23号晚上拿到目录，24号就开会。那些日子真的很奇妙。

东本速度。我们东本有一工厂、二工厂和正在筹建中的三工厂。我们用了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万通汽车公司的改造。但我们的新工厂与别的工厂不一样，我们没有炸掉万通汽车公司的老厂房重新建工厂，而是把它保留下来，在它的基础上建成我们的一工厂。所以，万通汽车公司的厂房到现在还在，我们现在的总装工厂、焊装工厂，还有仝装工厂一部分，都是原来万通汽车公司的厂房。我们在万通汽车公司的原址上建起了一工厂。而且我们40万平方米的面积，才600亩，建了一个年产24万辆车的工厂。从引进设备到投产，我们用7个月的时间把一个面包车基地改造成为生产轿车的基地， 可以小批量生产汽车了。我们第一年卖了1万台车，盈利1.18亿，而且2004年汽车市场并不是很好。我们用1.8亿元，盘活了原有资产22.3亿元，迅速形成生产3万辆的整车。我们当年投产，当年盈利。说心里话，这是很不容易的。二工厂，我们是用11个月的时间建了一个12万辆产能的新工厂。当时确实面临很多困难。投产了，办公室还没有修好。我们是先修生产车间，再修办公室。后来要举行典礼，领导要来的时候，没地方呆，才逼得我们强行将一楼装修成办公室。我们公司很多人全部是技术出身的，很务实，所以我们先管生产，后修办公室。

近几年东本发展的形势也蛮好。整个发展过程中，前期很艰苦，虽然有政府的支持，但是市场不是很顺。我们投产时的环境不好。本来刘总想生产跑车，2008年金融危机，大家都没钱，把这款车卖给谁呢？没人要。钓鱼岛事件前后的那一年，产品确实卖不出去，没人敢买这个车。我们有产量，但没有增量，不很顺。不过，这种状况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只有一年在原地踏步，其它时间都是增量。2011—2013年，比较痛苦一点。2012年、2013年是最痛苦的，2014年就有一点点，2015年开始慢慢好转，2016年可以满足市场需求，2017年就严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明年可能就更难满足市场需求了。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一台车都没有空的，我们现在基本是零库存。全国市场才有2.6万台车，已经快脱销了，库存系数只有0.4不到。0.4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只能卖13天，不到半个月的车。系数应该是1.0，应该可以卖一个月的车，市场最起码应该有足够一个月的卖车量，但是我们没有，只有将近十几天的库存量。我们现在两个工厂，向国家上报的是48万辆的产能，但今年我们已经干了71.3万辆，明年会到74万多辆。迫不得已，我们把用人体制改了，我们加班加点，机器不停，人更换，三班两倒。为什么我们的车卖得这么好？可能跟我们的车型有关，再加上还有一个就是品牌效应，关键是投资环境。现在很多车不好卖，韩国的车也不好卖，老百姓总要买车，奔驰宝马买不起，就买我们的车。我们的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们实行滚动式发展。3万辆、5万辆、12万辆、24万辆，就这样一点点加上来的。产量超过24万辆，我们开始建二工厂。我们的二工厂也是实行滚动式发展，12万辆、24万辆，但我们可以做到25.6万。到现在二工厂建成，每年产量已经有50多万辆。每个工厂的产量超过24万辆，我们就开始建三工厂。估计2019年4月份，我们的三工厂可以投产建成。我们建成以后的产能是70多万辆。70万辆是一个坎，跨过去就好了。所以，我们每年都在搞建设，人很累，没有说24万辆的能力一直干下去的。我们都是分两批干，总是12万辆、12万辆地建起来，滚动式发展，而不是一步到位。我们年年有增长，这是我们跟别的公司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这样虽然很麻烦，但是风险小，而且产能不浪费。

5、东本对开发区发展的带动

东本对开发区的贡献最明显的体现是税收贡献。我们当年投产，当年盈利。当时国家有2免3减半的政策，就是企业从盈利的那一年开始算起，享有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我们就想直接少报一点，因为2免3减半嘛，我们报了盈利就少享受一年优惠。刘总不干，说就这样报，就这么直接报。刘总没有要享受这种政策。我们的格局没有他的高，他的格局比较高。所以，我们也创造了一个奇迹，从第一年开始盈利，一直到现在。我初步算了一下，给国家创造的实实在在的税收大概有三四百亿吧。我给刘总也说过，我们晚报一年不是可以多享受一年的优惠吗？所以我们刘总是有情怀的。人嘛，就是这样，说起来惭愧，觉得不应该这样，因为企业会受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有一种情怀。除了这之外，还有就是，我的市场就是这样，企业就是这样，它就是让我第一年盈利了，何必要写第二年盈利呢？他说我们这也是一种光荣。虽然我们那边损失一点，但这边也光荣呀。我们公司当年投产，当年盈利。所以对企业也很好，有一种品牌效应。现在，公司每年盈利100亿。去年100亿，今年可能130亿以上；税收更多，去年是120多亿，今年应该会超过150亿。现在报纸上说，我们是武汉市第一个单体企业超千亿的企业。今年我们的产值超千亿。

除了税收以外，东本还带动了开发区的招工就业。我们公司有12000多名员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主要来自武汉市和十堰市两个地方，还有武汉周边地区。

还有一个是品牌效益。汽车整车的产业链才是完整的，东风公司过来武汉以后，好多零部件厂商就跟着过来。有很多厂商是奔着我们这个企业来的。现在有些零部件厂商每年都有五六亿的产值，我们一个工厂带动一大批工厂。

/口述整理：刘贵华/

1 刘裕和，男，1948年生，长期在东风汽车公司工作，曾任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2009年1月退休。1994年东风与日本本田启动合作项目后，刘裕和作为东风汽车公司的代表，经历了东风与本田启动零部件—发动机—整车的漫长合作之路。2003年创立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时，公司面临“四个没有”的艰难处境——没有乘用车生产销售资格；没有目录，产品生产出来不能销售；没有销售网络；没有经验。尽管如此，在刘裕和的带领下，东风本田产销成倍增长。2004年4月首款产品CR-V上市以来，当年销售汽车10472辆；2005年销售26244辆，增幅达150%；2006年销售63373辆，增幅达到141.5%；2007年销售127086辆，增幅超过100%；2008年，在行业增幅趋缓的困难情况下，东风本田全年销售16.42万辆，同比增长29%，增幅高于行业4倍以上。东风本田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很多企业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事，这样的发展速度，被媒体誉为“东风本田速度”。

2 陈斌波先生访谈时对这个问题补充说：这叫一个项目，两个公司，三个合作方。一个项目就是广州的这个轿车项目。两个公司就是广州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本田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三个合作方就是广汽、东风、本田。这是很奇特的一种安排，本田在这两个公司都有50%的股份。广州汽车在汽车公司有50%的股份。东风公司在发动机有限公司有50%的股份。就这样定下来了。但是具体的利益怎么分配呢？利益分配就是以实际数据额度来换算。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本田在两个公司都占50%。广汽呢？在汽车公司占50%，所以广汽占35%，东风占15%。所以它不是按照独立公司核算的。我跟它供货，我怎么结算呢？那价格怎么弄呢？两边不得天天吵架，吵得一塌糊涂。所以，结果就是经常会出现调账。你这边汽车公司利润高了，就往发动机公司调一点。发动机公司利润高了，就往汽车公司调一点。为了满足实际利益分配格局，调的时候，就按这个比例进行。所以说，中国人非常有智慧，什么样的问题都能解决。真的，很难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