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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增:难忘的武汉经开区往事(下)

当初中法合资轿车项目之所以选址郭徐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一片土地是海拔相对较高,地势比较平坦。

杨卫东 2026-10-01 23:37 916 阅读

张培增,1951年3月出生于湖北武汉。1969年元月到湖北省监利县农村插队落户,1970年6月招工进武汉橡胶厂务工,197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10月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1982年7月毕业分配至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厅工作,1985年5月调市委研究室(现为政策研究室)工作,后任副主任、主任。1995年9月调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纪工委书记。2001年10月后,先后调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环保局局长、市政府咨询委常务副主任。2014年5月退休。

我与武汉经济开发区是有缘的,对它有着深厚的情感。早在市委研究室工作期间,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参与了市委、市政府《关于武汉轿车产业开发区建设和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的起草,以及《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的制定。并多次陪同时任市委书记郑云飞、钱运录来开发区调研和检查指导工作。

3、确保堤防万无一失

防汛防洪,是涉及开发区生死攸关的大事。当初中法合资轿车项目之所以选址这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郭徐岭这一片土地是海拔相对较高,地势比较平坦。经过土地平整后,神龙公司标高仍达31米多,防洪系数很高,即使遇到1954年那样的特大洪水,哪怕破堤了,也淹不了它。但是开发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已经不是只有神龙一家企业了,还有很多企业,包括可口可乐、康师傅等,他们所处的位置海拔相对较低。像体育中心、江汉大学等处的黄海高程只有26米多。这也是我们后悔的一个事,当初场平时如果把神龙公司的海拔高度再降低一点,开发区的土方平衡就好解决一些。因为开发区很多是低地,有些还是湖函子,需要大量填方。

01未雨绸缪,加固堤防

横亘在开发区内的确保堤防已是残缺不全,东荆河北岸的烂泥湖堤成了防御长江洪水的唯一屏障。在开发区当年财政收入才5000多万元的状况下,陈元林、任德亮果断砍掉其它建设项目,安排资金加固加高烂泥湖堤。1997年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宪生兼任开发区工委书记后,更是加大了堤防建设力度。

在按长江确保支堤(标准)加固烂泥湖堤的同时,管委会呈报长江委和省防总,希望取消掉后面那个确保堤防。如果不取消也影响开发区的整个建设。可能蛮多人不知道那里还有这道堤,现在是一点痕迹都没有了,那还是国堤,确保的堤。我们当时就意识到如果不把烂泥湖堤加固,肯定防御不了1954年那样的洪水,整个汉阳地区就会成了汪洋,后果不堪设想。

1998年7月中旬,来势凶猛的长江洪水不期而至。我们大家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幸亏任德亮忧患意识强、看得远,幸亏管委会早动手加固加高了烂泥湖堤,否则我们将束手无策,成为罪人。这正是: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只有防患于未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02血肉之躯,防汛抗洪

1998年7月,开发区成立了防汛指挥部,李宪生任政委,我任副政委,王远昌任指挥长,吴竹生任副指挥长。还未完工的烂泥湖堤防加高加固工程能否抵挡住来势凶猛的洪水,大家心中都没底。按指挥部命令,长江江水干堤主要由沌口街防守,烂泥湖堤主要由沌阳街防守,管委会除留少数人办公外,大多数干部员工上了烂泥湖堤日夜值守。为了保证开发区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指挥部没有抽调企业员工上堤值守巡查,只在部分建筑施工企业中组成了抢险队,并备足了砂包、砂袋等抢险物资,随时听从命令上堤抢险。

8月1日建军节那天,第三次洪峰通过武汉,武汉关水位最高达到28.92米,成为武汉130年来第二高水位。当晚九、十点钟,我正在长江干堤上巡查,发现水位缓慢下降,心中窃喜,以为这次洪峰顺利通过武汉了,可以松一口气了。不久,只见江对岸的武金大堤上几辆警车呼啸而去,随后大批车辆向上游急速驶去。我预感到上游堤防出了大事。不久,步话机传来指挥部的声音,说簰洲湾长江大堤在当晚八点半左右溃破了,要求我们提高警惕。我们立即紧张起来,心里很害怕。长江的确保干堤尚且溃破,我们的烂泥湖堤能抵御住这次大洪峰吗?

最为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8月初,烂泥湖堤顶出现裂缝,开始只百米,几天后迅速扩展到二三公里,裂缝最宽处达十几厘米,整个堤似乎要裂开了。市防汛指挥部派来专家,带上仪器检测。经专家会审,认为是堤内密布的鱼塘造成堤脚不稳定,加上洪水长时间浸泡所致。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这个堤可能会垮塌。一边是长江,一边是密密麻麻的鱼塘。我估计当时修烂泥湖堤的时候,可能是就地取土,这边挖成了鱼塘。由于鱼塘离堤太近,从而引发了堤顶开裂。

指挥部迅速下令堤上严禁汽车通行,还未完工的堤顶加高工程只得停下。管委会立即调度资金,组织施工队伍把堤内侧200米范围的鱼塘全部填埋掉,并加厚加宽压浸台。队伍日夜施工,填埋的土方是在奓山一带购买的,价格很贵,但也得买。

记得是8月上旬的一天晚上,一阵电闪雷鸣打断防汛指挥部的会议。李宪生紧急调动抢险队伍上堤,并带领我、王远昌等人奔向烂泥湖堤。这时,雷雨交加,洪水已逼近堤顶,抢险队伍正在堆垒砂包。半夜12时左右,我们穿着雨衣正在堤上巡视,伴随着一声惊雷,突然听到身后一片惊叫。回头一看,开发区公安分局肖继生局长倒在地上,原来他撑着雨伞被雷电击中,万幸没有生命危险。

还是8月的一天晚上,我和管委会的干部在烂泥湖堤值守,又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狂风掀起的大浪不时冲上堤顶了。我们管委会干部和堤上的防汛人员手挽手坐在堤顶的砂包上,用血肉之躯组成了防浪墙。要说当时不害怕那是假话,但却没有一个人退却,更没有人逃离。说实在的,要是遇到连续不断的大浪,人再多也挡不住洪水的巨大威力。但“严防死守,人在堤在”的信念和责任,促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那天大家一直坚守到凌晨二三点钟,浑身湿透了,真是又累、又冷、又饿啊。东风酒店为我们准备好了姜汤、面条。吃完后,怕感冒又在热水里面泡了半个小时,算是身体挺过来了,但还是有人病倒累倒了。

那年长江的汛期特别长,到9月下旬才基本结束了防汛抗洪。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我们守住了大堤,烂泥湖堤经受住了特大洪水的考验。

之后我们又争取了国家的一些堤防建设资金,现在烂泥湖堤与防汛那时大不一样了,堤顶标高已达32米多,不仅加宽、加固了,还修了防洪墙。据说朱镕基总理来视察时对烂泥湖堤大加称赞:“由长江上最烂堤变为最好的堤。”我调离开发区后,曾多次来到这里。站在这坚固的烂泥湖堤上,眺望欣欣向荣的开发区,真是百感交集,感叹这片热土变化太大了。

1998年7月25日

时任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郭泽洲(左二)在听取开发区堤防情况介绍

右一为张培增

4、着力提升开发区功能和形象

1997年上半年,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宪生担任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这个时候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已步入“快车道”,李宪生认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者,一定要在改善形象和提升功能上下功夫。

01打造武汉“新名片”

李宪生一到开发区,就全力推进环境整治、绿化美化等工程。他每天都会带领管委会和“两街”的干部在开发区转悠,看到哪里脏乱差,看到哪里绿化没搞好空着的地,哪个企业的院墙房子破了,就马上停下来,现场研究解决问题。李宪生是说到办到的人,他要求办的事,如果你行动慢或者没办好的话,他马上拉下情面来把你训斥一顿。

开发区的整体形象,经过李宪生的治理,确实提升了许多,成为了武汉的“新名片”。那时,省、市很多部门和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到开发区参观学习,并对开发区的形象赞赏有加。有的市领导还说,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不一定非要出国考察,到开发区来看看学学,就晓得应该怎么干、干成什么样子了。

李宪生意识到仅靠绿化、美化、亮化工程提升开发区形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引进和建设一批文化、体育、卫生、教育、科技等项目,才能真正完善开发区功能,提升开发区形象,使之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新城。

机遇来了,当时市里考虑新建体育中心,合并后的新江汉大学急需另选新址建校。开发区工委、管委会研究统一看法后,决定抓住机遇,让这两个项目落户开发区。

02新建武汉体育中心

与全国其它中心城市相比,上世纪末武汉的体育设施相对落后。比如坐落在汉口闹市区的新华路体育场,建于上世纪50年代,座位不足2万个,设施陈旧落后。更令人头痛的是,每当遇到球赛,都会把新华路那一带堵得一塌糊涂,甚至造成了半个汉口的交通瘫痪。

建设体育中心是全市多方面共识,但选址争议较大。当时市里有三个选址方案:即后湖地区、汉阳二桥桥头体校、武汉开发区。由于交通组织困难,体校的方案最早被否决。很多人都主张建在汉口,选址后湖呼声最高。因为当时后湖地区基本上还是湖函子、菜地,几乎没有拆迁,且面积又大。

李宪生给我讲过,要做好各方面工作,争取把体育中心项目引进开发区来。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体育中心的问题,而且是提升开发区的功能、改善开发区形象的一个重要的项目。管委会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希望体育中心设在我们开发区的意见。李宪生说这个项目他作为副市长可以说话,但是有些会议、场合他不便直接去说,更不便于去争论。所以每次政府开会研究这个问题,都是我参加的。

管委会向市政府提出的体育中心用地,就是东风大道东侧的C4地块。这在1991年5月市政府批准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中已确定为体育用地。几年来许多投资者看中这块地,管委会都没给。C4地块处在开发区的核心位置,又紧邻国道,多年来空着,杂草丛生,这对开发区的形象非常不利。

在一次市政府常务会议上,我首先陈述了不宜选址在汉口后湖建体育中心的理由:第一,汉口已有新华路体育场和武汉体育馆,武昌有洪山体育馆,从社会公共设施的布局来看,应该考虑汉阳地区;第二,后湖地区虽然现在很多空地,但那是汉口未来发展的重要空间,如果把占地面积大的体育中心放在后湖,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汉口地区的发展;第三,如摆在后湖,建设资金无法落实,因为市长王守海说过体育中心的建设市政府拿不出钱了。接着我列举了建在开发区的若干好处。也许最终影响市政府决策、王守海市长拍板决定建在开发区的重要因素,是我们承诺武汉体育中心建设的资金全部由开发区筹集。

在市政府决策前后,我们多次邀请王守海市长、陈华芳副市长,以及市人大、市政府、市体育局、市计委领导到开发区实地考察,汇报我们建设体育中心的理由和筹建方案。没有这些艰苦而漫长的工作过程,市政府也是难以拍板选址开发区的。

确定选址后,开发区管委会成立了体育中心建设筹备班子,由我任组长,杨新年2当副组长。体育中心建成什么样子,经组织学习考察和反复研究后,我们把它定位为能承接国际性赛事的场所、综合性大型体育场馆、市民休闲健身的体育公园,兼具大型文艺演出和中小型会展的功能。

根据这一功能定位和地块位置,我们按照“标准国际化、功能多元化、建筑标志化、设备现代化”原则向全国进行规划设计招标。1998年7月底,管委会在三角湖度假村举行了招标规划设计方案评审会。经过三天评审,专家组确定了以武汉建筑设计院的方案为基础,再进行修改完善。最后我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必须保留体育中心东南角的小山包,扩大绿地面积,尽管当时体育中心无法实现土方就地平衡,我说土再缺也必须把这个山包保留。二是取消原规划设计中的占地100多亩的水池,因为北有太子湖、西有三角湖,没必要再人造水景,既花钱又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最后都按照这些意见进行了修改。

这里讲个插曲。在投标的规划设计方案中,北京的一家设计单位设计的体育场是开启式雨棚,挺现代的,当时蛮多专家欣赏这个方案。但我极力反对,说建筑成本不仅要大大增加,而且使用维护费用也很高,仅开启一次就得200多万元。何况在体育场举行的足球、田径等项目比赛,本来就是室外运动,非要把它封闭起来做么事?算是力排众议,把这个方案给否了。

1998年7月,体育中心作为省、市重点工程正式立项。按照“一次规划,两期建设”要求,体育场于1998年12月开工建设,一期工程2002年9月竣工,二期工程包括1.3万人的体育馆和3200人的游泳馆。到2007年4月,休闲广场、全民健身、商务区、训练场等配套设施全部完成。

03推进新江大建设

四所市属高校3合并为新江汉大学后,另选地点建设新校区已迫在眉睫。当时市政府和江大对选址在何处,举棋不定。李宪生作为副市长还分管教育,他就极力说服时任江大书记罗友松选址开发区。我是极力希望把江汉大学放在开发区来。经管委会研究,我们给江大承诺了几点:一是把三角湖畔最好的1600多亩地给江大,每亩象征性地收几千元;二是农民拆迁还建由开发区负责;三是开发区完成水、电、路、汽等外部配套条件。经过李宪生的多方协调,市政府召开会议研究江大选址和建设方式的问题。我重申了管委会的承诺后,会议最终决定新江大建在开发区。并采取土地置换方式,由市统建办出资建设,汉口老校区交他们开发经营。在这期间,江汉大学党委书记罗友松、市教育局副局长谭仁杰多次率学校领导班子和教育局的同志,到开发区进行实地考察,我都是全陪。当时没有道路,从国道旁穿过农田走进去,至少得半个小时。有一次,我们安排了一只木船在三角湖上荡桨泛舟,罗友松非常兴奋,连声说“美!美!美!”新江大规划设计方案,同样是采取全国公开招标的形式。我记得也是在三角湖度假村开了三天评审会,罗友松、我还有统建办的白起鹤都自始至终参加了。我代表管委会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是保留湖边岸线,不许填湖,沿湖不宜建校舍。第二,是保留图书馆后面的小土山,不许平掉。很多设计方案都要把那个小山包搞掉。如推平,不仅扩大了建设用地,而且可省掉许多购买土方的资金。但从生态环境保护出发,我们坚持不许动这一片小山林。第三,有可能产生污染的建筑设施不许规划在湖边,尽量靠马路建设,以便污水接入开发区污水管网。评审会最后选中了武汉建筑设计院的方案,它有几大亮点:

一是,在这极不规则的地形中,规划了一条南北中轴线,行政楼、图书馆前的广场等主要节点都在这条线上;图书馆到三角湖的东西短轴与南北轴线交汇,形成了整个校区的中心点。

二是,图书馆与两侧的教学楼布局和建筑设计如两翼展开,极具张力,很有特点。

三是,交通组织人车分流,十分合理,中轴线以步道为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四是,规划设计保留了湖岸线的完整畅通,没侵占湖泊。2001年10月,江汉大学整体搬入新校区,这不仅给开发区带来了人气,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开发区教育、科研档次。我是2001年10月调离开发区到市政府任职的。离任之前,我的最后一位开发区领导是副市长兼工委书记段轮一同志。虽然我与他共事时间不长,但他的领导水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段市长长期分管工业,招商引资和工业改革发展自然驾轻就熟,无须多述。我认为他到开发区后的功绩之一,就是建设农民新村,拆村腾地。当时这项举措,在全省乃至全国开发区中都是首创(至少我认为)。它功在当前,利在长远。既改变了农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为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又腾出了宝贵的土地资源,为开发区发展增添了空间,同时还避免了农民的住房二次拆迁,杜绝了乱搭乱建的现象,降低了以后拆迁还建的成本。


2 杨新年,男,1963年1月出生,汉族,湖北监利人,1985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9月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工委委员;2001年9月任武汉市信息产业局局长、党组书记;2003年10月任武汉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党组书记;2011年8月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3 即原市属江汉大学、武汉教育学院、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武汉市职工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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