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沌口开发区的来历，那些苦与甜...

口述人 

任德亮，1931年生，湖南人，曾任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这一站里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武汉开发区的来历实际上是从30万辆轿车这个项目引起的，为了这个项目的落地而建立了开发区。事情的起因是1987年8月，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作出了一项决策：加速我国轿车工业发展，为此提出了一个“三大三小”的方针[1]。什么叫“三大”呢？长春算一大，上海算一大，二汽算一大。“三小”指的是广州、天津、北京。“三大三小”是我国汽车发展的总规划，在这个规划范围外将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这些轿车生产点放在哪里呢？总的看，大部分汽车厂家的地点不会变。上海不会变，长春不会变，小的天津、北京、广州都不会变，唯独二汽要变，它不能再在山沟沟里面建车厂了。北戴河会议之后，二汽抓紧上报了30万辆轿车项目建议书，1988年1月获国家计委批准。但是，这个项目放在哪里呢？全国有13个省、市、自治区提出希望建到他们那里去（也有12个省市的说法）。大家争过来争过去，最后剩下了四家：镇江、岳阳（我的老家）、武汉、襄樊。其中三家后面都有领导帮忙打招呼，镇江有顾秀莲，她是国家计委主任，又当过江苏省的省长，加上镇江地理条件也比较好。我老家的岳阳则把帅孟奇大姐请出来了，希望把项目放在岳阳[2]。襄樊，有省里的支持，虽然武汉也是湖北的，但是武汉已经计划单列，所以省里主要支持襄樊。

我们武汉也有一个有利的条件：代表国务院来选点的人是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陈祖涛是我们奓山人，他对家乡很有感情，有点偏我们。另外，当时二汽总经理是陈清泰，书记是马跃，他们都是清华的，赵市长也是清华的，尤其是我们蒋主任蒋伯雄跟他们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清华校友。陈清泰、马跃，“文化大革命”倒霉的时候，没有地方躲，就躲到老蒋家里。所以他们的关系好。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因此，最后就是这四家争，为了争这个项目，我们的王群、谢培栋、赵宝江、王明权，还有郑云飞，都带头往二汽跑。进十堰，上北京，中汽联、机电部和国家计委的门槛几乎被我们踩平了。

二汽拿着项目谈条件：“我到你们那儿建厂，你们准备把我们安置在哪里？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条件？”我们提出的地点是沌口。1984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有意同二汽合资生产轻型车，美方选址时也相中了沌口一带。所以他们对这块地比较熟悉。一提沌口这块地，他们就赞成。在北京开会，大家都争，我们武汉是赵市长带队去的。镇江、岳阳、襄樊都去了。岳阳除了提供建厂的基本条件外，还许诺要把个纺织厂建到岳阳去，为二汽职工今后找对象提供方便啦。你看看，为了争这个项目，我的老家连大姑娘都搬出来了（笑）。这都是故事啦。当时各方你也提供条件，我也提供条件，争得很厉害。赵市长带着精心制作的《武汉——30万辆轿车最理想基地》的录像带，并在会上为二汽轿车厂创造外部条件作出了16条承诺。这个会我记得是邹家华主持的，听到这些条件他对赵宝江说：“空口无凭，录音为据。”并且强调：“你答应的条件到时候不能说了不算数。”赵市长很干脆地回答：“保证算数！汽车公司围墙外头的一切项目由我们负责！”当时作为一个地方政府，能作出这样承诺那是很不简单的！这个条件多爽啦！二汽只搞围墙里头的事。围墙外头的事情很多啦，包括水呀、电呀、路、蒸汽、煤气、码头啊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都要搞好。就是要承担“九通一平”的任务，所谓“九通一平”，就是除了平整土地，还要通电、通水、通煤气、通电信，雨水、污水要分开，同时还要通铁路、公路、码头，共“九通”[3]。我们开发区后来除了码头没有要以外，别的统统都有了，蒸汽、煤气什么的都有了。这次会议以后，国务院正式决定把项目建到武汉来。

关于开发区的来历，其实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8年5月 市政府上报了《关于建立沌口开发“试验区”的请示》，并由省政府转呈国务院。这个试验区主要是为了争30万辆的项目做准备的。当时也不是那么规范，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我们有一张沌口的地图，拿到规划局去，他们就在那个图上的318路边上划一个方块，这就是今后轿车厂的地点，具体在哪里，谁也没来看过，原来这318国道是个破破烂烂的路。我们都没有来过。就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把图带到北京去，告诉他们地点就这里。“试验区”只是一个牌子，没有开展太多的工作。第二阶段是198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发出《印发〈关于二汽轿车厂址意见的报告〉的通知》（计工二[1988]695号），正式确定轿车总装厂及其公司总部定在武汉沌口。半个月之后 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武汉市沌口轿车开发区筹建工作领导小组”（武发[1988]118号），由赵市长任组长，小组成员为市各有关委、办、局的主要负责人；我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其实，最开始，这个项目不是我搞的。我当时做（市政府）秘书长，不管这个闲事啊。这个事本来由计委负责，是由楼隆极[4]、孙志刚[5]他们搞的。凡是大项目的审批和申报都是计委的职责，一般都应该是由市计委跟国家计委对接。当时我们已经实行了计划单列，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可以直接对国务院各部委。现在武汉就不行，现在武汉不能直接对国家部委办，都要通过省里。总之，这是计委的事。后来赵市长找我，叫我来兼管一下这些事，这样子我就参与到这个中间来了。沌口轿车开发区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1992年5月，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在汉挂牌。同年6月30日，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将“武汉轿车产业开发区”更名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因为30万辆轿车项目定下来不久，中央就提出沿长江建立五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样子我们就把轿车产业开发区改为经济技术开发区，报中央批。直到1993年4月，国务院才批复同意设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国函[1993]37号）。从试验区的起步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正式批准，我们整整用了5年的时间。

国家把30万辆轿车的项目定下来了，但是，这个轿车技术复杂，二汽是做不出来的，所以，二汽一边找建厂的地方，一边找合资的对象。

当时，中国轿车工业缺乏技术，只能找国外发达国家的企业来合资，上海和长春的企业找的都是德国，搞的是中德合资企业。日本当时到中国来很谨慎，他在天津搞了一个“大发”，是很小的一个厂子。因此呢，二汽不能再跟德国谈了，如果和他谈，将来汽车工业就被德国垄断啦。找意大利还是法国？选来选去，选了法国了。法国当时也想来中国，也给了很多条件啦。他答应给一部分投资、给一部分出口，条件很好[6]。本来谈得很好，1989年，法国也是制裁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他还比较积极，这样这个项目就停下来了。当时我们很着急呀！土地都开始平整了，突然不谈了，骑虎难下呀！随着政治风波慢慢地平息下来，这些接触呢又恢复了。二汽又开始跟雪铁龙谈判。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啦，我们在等法国签字的消息。法国跟我们的时差大概是7个小时[7]。我们晚上7点钟，他才中午12点钟。我们从晚上7点就开始等二汽与雪铁龙的签字消息。因为这个时差的关系吧，等到他的下午7点钟就到了我们的凌晨2点钟。7点他们才开始吃饭啦，然后签字啊，一直等到我们早上3点钟。第二天的早晨3点钟，字签了。在巴黎的人就跟我打电话，我就把《长江日报》原来定好留出来的一块地方填补上去，报道二汽神龙公司在哪里签字啦。神龙这个项目算定下来了。那也是紧张啊，连我们的赵市长都睡不着觉，等一晚上。等到早上3点钟，人家信息来了说签字了。我们在《长江日报》当天就登了消息。省里《湖北日报》那些老兄呢，等得不耐烦了，回去了。结果第二天早晨他的报纸上没有这个消息。

项目落地以后，开发区开始了全面的开发。建立开发区的时候啊，我们最初的想法，就是要搞一个精简、高效的办事机构，管委会首先要的是什么呢，是权！没得实权你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啦！开发区应该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全功能的区域。我的管委会要办事，要精简高效，政府里面各种事情在我这里都能办，办得快。这个谈何容易呀！这需要把政府各部门的权力移交给你、分拨给你。这不仅是一个观念问题，也是一个利益问题，要争权呀，比争什么东西都困难。人家都舍不得把他那里的权给到你。计委、规划局、土地局，这都是最开明的部门。土地局把他的土地证盖好章子，给到你，你自己发。计委，你所有项目的审批是你的事，我不管。有一些部门呢，就舍不得给了，现在讲起来是笑话。连个结婚登记呀，都办不到。你结婚得到我这里来登记，登记一个结婚，发证费大概十块钱吧。我后来发了火，我说未必你登记就生儿子，我登记就生姑娘？我说你就是要那十块钱，十块钱给你，我只要这个权。如果开发区内的事情都要跑到政府各部门去办，我就什么都办不成了。那个时候市委、市政府的很多人都支持我。我因为人比较熟，办事也比较方便。我们不是搞了一个《开发区条例》吗，是以我们的黄国强黄主任为主搞的，把这小政府、大社会、全功能，把精简高效都写进去。一些部门不放权，我就“马倒搞”[8]。你不来设点，我就自己批，批了算了。非要盖章子不可的事，我就一家一家地去谈。后来慢慢地，我自己这里功能全了，什么都有，水、电、路、气和邮局我都有了，我不找你了。

开发区初创时期，真是叫做困难重重啊！当时政府的财力，弱得一塌糊涂。比如，平整土地的钱还是二汽出的。平整土地得花钱呀，我们老蒋找陈清泰说，武汉的土地给了你，但并没有讲要我跟你搞平啦，搞平得钱呀，你得拿点钱啦。陈清泰后来没得办法，拿了多少钱我也记不得了，老蒋跟他联系，钱是他出的。记得开发区建设启动资金，最初计委给了2000多万。后来我找汽渡公司“马倒要”了1000万。他们提出以后在沌口建一个汽渡口，后来一直没有建成，借的钱也一直没有还给他。

当时开发区一穷二白，基础设施严重缺乏。我要讲建水、电、路的故事，可以讲到你们发笑。比如讲，要搞自来水，我们当时自己没有水厂，怎么办呢？从王家湾那里牵一条管子，牵到沌口来，它可以管5万吨水。现在的孩子们都不知道还有这条管子呢。电，要从哪里来，要从东山，就是奓山对面，有个东山变电站，22万伏的高压电电线过来，牵到我们开发区的边上。牵到那里以后，跟省供电局的人谈判。他说你得给我地呀，我建变电站要地呀，你还要给我把水接来吧，我要用自来水呀。另外，你得给我搞一部电话呢。这都是非常起码的条件，但是，那个时候要搞到这3条，真难啊！水在哪里？在王家湾。电、电话还在汉阳。电话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问题，那个时候都难啊！这三个要求，实在是非常合理的要求，但那个时候可难着呢。要电话，我就找市电信局的局长阮惠安，这个老兄呢，喝点酒。他到我这里来了，我要他从汉阳牵一根光缆过来。这样子我的电话问题才能解决呀。跟他讲好话，我又没得钱，让他作贡献。来了我就跟他喝酒，喝啊，酒一喝，桌子一拍，定啦！哈哈……答应了，给我把光缆牵过来。

这样的故事多啦。

一次我到供电局去，想让他们把靠太子湖那里一条从神龙汽车厂里穿过的22万伏高压线拆掉。我、楼隆极、宋仁浩，还有黄国强共四人，就到供电局去了。供电局的局长和副局长，再加上一个总经济师，接待我们。这之前我跟局长去了个电话。说为拆高压线的事下午四点钟到局里来。他说：“哎，你们早一点来不行啦，四点钟？”我说：“这个意思很清楚，在你们那里谈，谈不完，吃了晚饭再接着谈。再谈不定，我们就在你们那里睡觉。”耍赖皮呀。他们要钱，开价要二三十万块钱啦。我没得钱，我说你自己拆吧！他们一看这架势，天也晚了，就说：“算了算了，准备酒，准备饺子，在我这里吃饭，吃完你们滚蛋。”那个时候比较规矩，还不是拿公家的酒，他那个副局长说：“你等一下啊，我回去拿瓶酒来。”他回家去拿了酒。喝酒的有我一个，楼隆极一个，张明山一个，加上那个局长，喝得差不多了，他们开始劝酒：“还有一点，搞了算了。”楼隆极把杯子拿起来：“再倒一杯，减10万！”结果就那么几杯酒下去，事情就搞定了，把高压线帮我拆了。

严格讲，那时开发区的工作，市委、市政府、钱书记、赵市长都非常非常重视，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很好的条件。市委常委会、市长办公会经常在我这里开，专门听取开发区汇报，解决开发区的问题。把各个单位的有关领导请来，有的问题当场就在会上解决了。

比如讲，市委、市政府说了这么一句话：开发区是武汉市的开发区，大家都要出力，“各家的孩子各家抱”。通俗地讲，就是把开发区的很多事情分包给相关的职能部门去办。我这个人呢，有时候不太讲面子，人家动作慢了我还有意见。跑到人家那里，我说你的伢在我那里哭，你还不赶快抱回去（笑）！所谓“各家的孩子各家抱”，就是各家分工负责，把自己在开发区的自来水厂、煤气厂、电厂、市政设施等等任务完成。我这个人因为人也熟，年纪也大，“马倒搞”，别人都还买我的老面子，你“马”一点，人家也算了。像我们开发区那个万分之一的地图，开发区过去没有地图，我就找那个勘测院，打电话给他的书记，我说你来帮个忙，好不好啊，跟我把万分之一的图测了它。这样子，人家征地呀，拆迁都好办一点，不然我没得办法。结果勘测院就支持办了。

所以说呀，开发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与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分不开，与全市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分不开。

经回想起来，开发区的创业期间确实是很辛苦的。单单讲我们开发区机关就搬了6次家，其中5次是在我手上搬的。第一次，在筹建时我们是在市政府搞了一间大房，抽调了几个人就在那里面办公，在我们那个房子里面办公的人，现在还留在开发区的没有几个了。我们在市政府大楼的3楼5号房，叫市政府办公楼305。有蒋伯雄、黄国强，包括彭绪宁、李林，还有黄卫国，都在那里办公。后来组织部呢，要把黄卫国调走，黄卫国当时是副局级，黄卫国也蛮能干，我就舍不得，当时我就问组织部：“你是提起来用呢，还是平调？平调就不要调了，如果要提他我不阻拦。平调你有个么调头呢？是不是？就这么一句话，把黄卫国促上去了。”后来，人多了，坐不下了啦，就到杂技厅的对面，统建的8楼，借了一层楼，是我找的高秀煌借的。这是第二次搬家。后来开发区正式开工了，1991年5月16号破土动工，我就坚持我们不能在这里住了。别人都在前线，你住在汉口的大楼上面，怎么行呢？必须把指挥部搬到前线去！我们就在沌口的郭徐岭，一个拐角的地方，租了一个旅社的三层楼，同时在派出所搭伙。这是第三次搬家，这三次都没有什么特殊，最特殊的是第四次。第四次啊，我们为开发区征地，就把郭徐岭的一些地征下来了，其中征了一个粮库。那个粮库破破烂烂的，那种乡里的建筑，窗子上玻璃也没得，我们就搬到那个里头办公。可能开发区还保留着这个照片、录像。在那里办公非常简陋，有个食堂，有六七个方桌。因为到处漏风呢，为了取暖啦，我们就在郭徐岭买了木炭，买了炭盆。早晨8点到了以后咧，就生炉子，生木炭，到处烟熏火燎。等它烧大半个钟头以后呢，烟也散了，炭盆就拿到各人的房里去了。我们有个同志叫蔡明村，是办公室主任，他触景生情，诗性大发：“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哎呀，我说有意思，有意思，好一个“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隔了不久呢，神龙公司的法国总经理杜菲斯，要来拜访我们。这一下把我们都难住了啊，这里火烤胸前暖，到处乌烟瘴气，怎么拜访？我就找许桂华，她原来是李泊的秘书，我说你赶快到郭徐岭去，买一大块金丝绒来，把6个桌子一拼拢，金丝绒往上面一铺，就是那红色的金丝绒。临时布置成一个会议室，我们就坐在那里跟他交谈啦。他开始讲了一番客气话，对我们支持神龙公司的工作表示感谢。讲了半天以后呢，气氛比较轻松了，他就说：“我就想不清楚哇，你做这么大的开发区，做这么大规模的厂房，怎么你自己条件这么苦哇。”他说不可理解。我就告诉他，我们中国人有个说法，叫做“先治坡，后治窝”。就是说呢，先把地种好，然后呢再来搞自己的房子。跟他解释半天，他还是不懂这个“先治坡，后治窝”是什么意思。结果他说，中国人的精神，佩服，佩服！这是我亲耳听到神龙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法国人对我们说佩服，这是第四次搬家。当然，这次会见对我们也是一个触动，一个国家级的开发区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地点也是不合适的。后来我们就开始筹建沌阳大厦。因为市委、市政府授予开发区享受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市里能够批的，我们这里也可以批。结果我们自筹资金偷偷地建了那个大楼，当时要找赵市长、找钱运录书记呀，可能就不批准啦，规模问题、资金问题都很麻烦。但是我们做了沌阳大厦也有些提心吊胆啦，我怕挨批。

有一天，钱书记到可口可乐参观，我一听钱书记到可口可乐我就去接。他说我没有通知你，你跑来干啥？我说我来接您呀。我先把我们的干部都集中在四楼，在那儿等着。钱书记一来，我就把他带到新大楼去。“哎！你什么时候做这么一个新大楼？好哇，好哇。”我想你讲好就行啦。钱书记来到楼上，我们的干部一起鼓掌，钱书记很高兴，说：“你们搞个大楼，好！”这时我一直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了。说好好好就算批准了。这是就是第五次搬家啦，第六次就是现在的新大楼，新大楼那就今非昔比啰。比我们当年不知好多少倍啦。

在开发区工作虽然很辛苦，但也很充实，很欣慰。关于开发区的建设，专讲规划，就有几件事情值得“吹嘘”一番啦（笑）。

第一件事情，关于开发区的规划，我们先请市规划局、规划院做了一个初步规划，然后，我请了城建学院、武汉建筑设计院的一些专家、老总，到我们这里三番两次地座谈、修改，所以这个规划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讲开发区的路，我当时就赞成把路修宽，这里的路都是50米、60米宽。修这么宽的路，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你搞这么宽的路，有车走吗？我说这个不能听你的，路一定要搞宽。另外，开发区的路还有个特点，你们没注意吧：从王家湾到奓山，这个路原来两边都是小房子，摆满了小摊子。我在美国华盛顿到纽约的一号大道上，看到一个景况，美国的路都是“非”字形，非常的那个“非”。你要办事，转弯到里头去，道路两边没有建筑物，交通非常通畅。回来后我们下了很大决心，花了很大代价，把路两边的那些小房子、矮棚子都拆了，留了40米的绿化带。如果我们不拆路边那一堆房子，房子下面就会搭一些棚子，棚子里面就会摆一些桌子，人家就会在那里吃饭，你的路再宽也搞不成。在规划上我们一点也不马虎，到现在为止，我们开发区的规划仍是比较好的，至少不落后吧。

第二件事，我觉得搞得比较好的呀，就是开发区搞建设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所以在我们开发区你们看不看得到四处挂电线的样子？看不到啊！我们的雨水、污水、自来水、电话、电力，都走地下。当时雨水和污水就是分开的，雨污分离。你要不坚持统一规划呀，地上地下就乱了，到处是沟，想怎么排就怎么排，开发区就麻烦了！

第三件事情，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为发展留有很大的余地，包括电力呀、自来水呀，我们都留有很大余地。所以现在自来水伸到奓山，都没有问题。搞规划搞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发展，给自己留有余地。

¹“北戴河会议上明确规定，全国建设一汽、二汽、上海三个轿车生产点，在车型及发动机档次上具体分工：一汽生产高、中级轿车，排气量2.0以上；上海生产中级的‘桑塔纳’轿车，排气量1.8—2.0；二汽生产普及型轿车，排气量1.3—1.6之间。天津、北京、广州三个生产点从进口轿车散件组装开始，逐步实施国产化。……俗称‘三大三小’。”见陈祖涛《我的汽车生涯》235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² “帅孟奇对我说‘祖涛啊，你可知道，我们湖南出了多少中央领导，从主席到少奇同志那可是数也数不清。但他们都面向全国，没有给我们湖南任何项目，所以我们湖南经济落后了，这回这个项目，你可要照顾湖南哪。’” 见陈祖涛《我的汽车生涯》249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³ 开发区最早创造的环境是“三通一平”。“三通”就是通路、通水、通电。这里讲的“九通”严格地讲只有“七通”，铁路、公路、码头可归为交通。所谓“九通一平”通常包含以下内容：“一平”为土地自然地貌平整，“九通”为通市政道路、雨水、污水、自来水、天然气、电力、电信、热力及有线电视管线。现在新“九通一平”的概念是信息通、市场通、法规通、配套通、物流通、资金通、人才通、技术通、服务通和面向21世纪的新经济平台。

⁴ 楼隆极，原武汉市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任。

⁵ 孙志刚，1987.02—1992.09，任武汉市计委副主任。

⁶ 马倒搞：方言，指干事不讲或不懂规矩、程序、技术等。

⁷ “法国政府积极支持雪铁龙这样的大公司向中国投资，答应向二汽提供政府贷款，雪铁龙公司也保证合资后，部分产品出口。这两点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外汇平衡，一个出口，这两点通用、大众都做不到。” 见陈祖涛《我的汽车生涯》248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⁸ 法国比北京晚7个小时，从3月—10月的夏时制则晚6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