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开发区发展的瓶颈——沌阳、沌口这两个街的托管之路

发布于:2021-1-8 23:40 300人参与
口述人 
陈元林,1937年8月22日生于湖北武汉,祖籍江苏省高邮县。1954年9月毕业于武汉市财政学校。高级经济师。1954年参加工作,历任武汉市水利局办事员,武汉市东西湖区办事员,人事科副科长,革委会宣传组长,区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三店农场党委书记。1978年3月任汉南农管局党委副书记。1984年9月任武汉市汉南区委书记。1987年10月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1991年6月任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长。1992年12月任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兼任中共武汉市机关工委书记。1995年9月兼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1998年1月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1995年,我在武汉市委任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还兼任市委机关工委书记。在上半年的一天,原市政府秘书长、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第一副主任任德亮同志找我说,他即将退休了,建议我到开发区去接手他的工作。任德亮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同志,他工作事业心极强,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在武汉市的干部中有很高的威望。1988年他任市政府秘书长时,我在他领导下任副秘书长,因年纪关系,1991年他从市政府秘书长职务上退下来,由我接任市政府秘书长。时隔五年,他要从开发区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又动员我去接他的班,对他的信任和这种知遇之恩,我感动不已,深深感到这位老领导的高风亮节。任德亮同志上世纪80年代在任市政府秘书长时,就积极策划武汉市的汽车工业,在他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武汉轿车筹建办。经过多年努力,历尽艰辛曲折,我们才与法国政府和雪铁龙汽车工业集团达成协议,同意与中国二汽合资建设神龙汽车厂。在改革开放初期,要成立这样大规模的中外合资汽车厂,不知道要经历多少曲折,在他们那一代人不懈的努力下,终于获得两国政府同意合资建厂。  

当时建厂地址选在蔡甸区的郭徐岭乡,这里原是一片荒野,一无所有。任德亮等老同志带领一班人租借郭徐岭乡一个粮库作为开启筹建办的办公地点。几乎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经过他们五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在这片荒地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神龙汽车厂。我始终被任德亮、蒋伯雄、黄国强、高秀煌等老一代同志们的艰苦创业精神所感动。现在工厂基本建成了,任老人家也要退休了,心中也十分感慨。对于任德亮同志的建议,我十分感动也非常向往。当时,我已58岁了,也想尽可能在有生之年,能尽力多做点实事。我一生在基层的时间长,我从20岁离开武汉市到东西湖围垦、建农场,整整干了二十年。41岁又去开垦汉南,一干又是十年。我总想,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能为人民干几件实事,才是有意义的,才能无愧于天地。为此,我也积极向市委争取到开发区去。后来,市委于1995年8月正式同意我兼任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书记。

1996年5月16日时任武汉市领导陈元林主持开发区开工五周年纪念大会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1年5月16日正式开工兴建,经过五年多建设,在开发区十平方公里的规划区内,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建成,1995年我来开发区工作时,神龙汽车公司主体厂区已建成并开始投产,也建立了一批汽车配套企业,开发区的形势开始好转,正在进入加快发展的好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开发区也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开发区可供开发的面积不够了。当时第一期开发区规划的面积只有10平方公里[i]。这10平方公里是市委、市政府从沌口街和郭徐岭街两街中间划出来的,作为神龙汽车厂的建设基地。当然这十平方公里作为建成厂是够了。但主厂投产后,配套的工厂、配件厂也来了,可土地不够,没有地方供开发了,这是当时开发区面临的很大矛盾。另外,开发区与周边的矛盾也特别尖锐。尖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周围的农民经常围着开发区闹事,甚至围到开发区管委会不能开门。这个矛盾是怎么起来的?这要从当年建设开发区时征地开始。当时沌阳、郭徐岭这一带土地比较贫瘠,都是丘陵地岗地,当时318国道还不通,条件也不是很好,这两个街也比较穷。当时征地价格非常便宜,基本上定的是一万元一亩地。因为这个地种植的话收成也不太好,加之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比较封闭。一万块钱一亩的征地单价在当时对农民来说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随着开发区慢慢从初建到投产到交通条件逐步改善,环境好一点了,矛盾就开始多起来了。农民闹事的理由就是,你征了我们的地,钱没有把够我们,我们没有被安置好!所以失地的农民没地方去,又失业没有事情做,就开始找开发区要找事情做,扯皮,要钱,并经常找省、市领导上访。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1年5月16日正式开工兴建,经过五年多建设,在开发区十平方公里的规划区内,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建成,1995年我来开发区工作时,神龙汽车公司主体厂区已建成并开始投产,也建立了一批汽车配套企业,开发区的形势开始好转,正在进入加快发展的好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开发区也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开发区可供开发的面积不够了。当时第一期开发区规划的面积只有10平方公里[1]。这10平方公里是市委、市政府从沌口街和郭徐岭街两街中间划出来的,作为神龙汽车厂的建设基地。当然这十平方公里作为建成厂是够了。但主厂投产后,配套的工厂、配件厂也来了,可土地不够,没有地方供开发了,这是当时开发区面临的很大矛盾。另外,开发区与周边的矛盾也特别尖锐。尖锐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周围的农民经常围着开发区闹事,甚至围到开发区管委会不能开门。这个矛盾是怎么起来的?这要从当年建设开发区时征地开始。当时沌阳、郭徐岭这一带土地比较贫瘠,都是丘陵地岗地,当时318国道还不通,条件也不是很好,这两个街也比较穷。当时征地价格非常便宜,基本上定的是一万元一亩地。因为这个地种植的话收成也不太好,加之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比较封闭。一万块钱一亩的征地单价在当时对农民来说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随着开发区慢慢从初建到投产到交通条件逐步改善,环境好一点了,矛盾就开始多起来了。农民闹事的理由就是,你征了我们的地,钱没有把够我们,我们没有被安置好!所以失地的农民没地方去,又失业没有事情做,就开始找开发区要找事情做,扯皮,要钱,并经常找省、市领导上访。

我还没有来开发区、还在市委当秘书长的时候就经常协调这个矛盾。市委派我过来兼开发区书记,也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所以我来开发区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这件事情。我去开发区后,大量的时间深入到下面的两个街做调查,到村里面去,到农户那边去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怎么弄?那时候没有路,从汉阳那边过去,到三眼桥下去,走很小的路进去,弯弯曲曲,那里面的地属于郭徐岭乡,就现在江大前面,再就是从升官渡那边可以下去,也是一点小路,调查这些村和开发区究竟关系怎么处理,怎么使农民受益,农民的要求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通过一段时间调查,最后搞清楚了一个问题,心中有底了。当地农民包括村里的干部对开发区的建设是持拥护的态度,是喜欢的,他们也希望通过开发区的发展来带动他们地区的发展,他们靠的开发区,并不反对建开发区,因为没有开发区他们也发展不起来,还是会非常困难。但是到底阻力在哪里呢?我经过调查发现主要还是传统的观念作怪。区里领导过去把划地给别人等于像卖祖业一样的,地是祖业我怎能把你呢?我跟蔡甸[2]人打交道比较长,汉阳县[3]人一发牢骚就讲他的历史。因为老汉阳县蛮大,解放的时候整个汉阳区都属汉阳县,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汉阳区划出去了,东西湖区的一半也是汉阳县划出去的,东西湖区的新沟、慈惠、柏泉都是汉阳县的,邓南乡也是汉阳县划出去的,当时这个划邓南乡还是经我手上划出去的,而汉阳还是一个县,心里很不服气:区是武汉市正局级,县是正处级,汉阳县就是这个历史!所以汉阳县的干部凡是涉及划地这个问题就非常敏感。当时谁都不敢跟他们谈这个问题,一谈就发火,都蛮尖锐。

后来我在经过一番调查后就跟市委提出建议,提出个方案,说要想开发区发展,开发区和周边的矛盾不解决不行,开发区没有一定的空间也不行,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发展。但是矛盾要解决的话,如果强行动行政区划,估计不但可能批不了,还有可能惹大麻烦。怎么办?我说这样,我给市委建议,当年我在汉南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划过他们的一块地,划过他们的邓南乡,是在不动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将邓南乡委托给汉南农管局管理。那时候想了一个名字叫“托管”,这个名字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这是我在1979年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借鉴这个经验跟市委说,我说沌阳、沌口这两个街跟开发区建立什么关系呢?开发区不是行政区划,也可以建立一个托管关系,把两个街委托开发区来管理,党的组织关系划过来,行政隶属关系还是属于蔡甸区不变,这样既不违背法律,又可以解决这个事。市委经过认真研究采纳了这个意见。1996年,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将蔡甸区沌阳街、沌口街移交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的通知》(武文[1996]39号)文件,决定将蔡甸区的沌阳街和沌口街移交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同时决定对蔡甸区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这样,才顺利地将两个街从蔡甸区划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来。开发区的面积从十平方公里扩大到九十平方公里了,开发区的人口也由不足一万人,一下增加到五万多人,这为开发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开发区与周边农村的关系也由两家人变成了一家人,许多矛盾迎刃而解。

将两街划给开发区,必须做到开发区与蔡甸区共赢,才能持久地发展下去。特别是跟蔡甸的经济利益,我的原则是宁可宽一点,尽量不损害别人的既得利益。他们两个街道当年税收加起来好像不到700多万元。我们就给他多算一点,每年再递加一点,尽量不让别人吃亏,蔡甸这边,他们在这一条上是非常满意的。比如,汉阳造纸厂是从我手上划过来的,汉阳造纸厂是亏损的,它跟蔡甸隔得很远,它的土地关系都是跟我们沌口连在一起,但是税收关系在蔡甸。我说我写个报告,把汉阳造纸厂要过来,从那时候划过来。这事是我去跑的,写了报告,无非就是税收嘛,我就要它原来交给蔡甸多少税,原来基数照划,新增部分还可以分成,这样就把它划过来了。市里同意之后就请财政局来具体和我们协商,财政局派人来和我们谈,就谈财政关系,我在这方面都蛮开明,你们说如何划就如何划,你只要划过来就行。所以两个街道划过来的财政算账也是市财政局徐良荣[4]同志负责,两个基数怎么划法,两个街道划过来之后和蔡甸区财政关系怎么处理也是市财政局来算账,算完账之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尽可能地照顾蔡甸区的利益,不能让蔡甸区在经济上吃亏。说到底,都是为了国家。

两街划给开发区后,为开发区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同时也赋予了开发区如何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重要责任。沌阳、沌口两个街的农民,为了开发区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他们奉献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才有了开发区的发展。但开发区的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而必须给失地农民更大的回报,让他们因开发区的发展而发展,帮助他们迅速走上小康之路。

我长期在基层待,对农民是很有感情的。关于失地农民的生活,我当时的思路是,修高楼让他们集中居住起来,改善居住条件,也把地腾出来了。因为原来农民居住分散,占用的土地面积比较多,集中居住把宅基地腾出来用于开发。腾了地,开发区修房子给农民去住,用土地换钱。以前是农民靠地为生,现在是变成市民了,就要靠社区来养活了,靠集体经济靠土地养活了。我们在两个街搞发展区,就是这么个搞法。我这两个发展区的地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村子里一家一户的宅基地汇拢出来的。一个小湾子,几十户人家,可以占几百上千亩地。如果集中居住,两栋楼就解决了,这个地就腾出来了,腾出来的地就可以大量的用于开发,就有钱了。村里面用这个土地去招商去办工厂,去发展经济,用这个钱来修楼给农民居住,而且用赚的钱来养活农民,农民就由过去的农民变成了市民。

两个街划过来后,我们将两个街合并成一个沌阳街。当年从开发区财政收入中拨款400万元帮他们建设农村公路。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将两个街公路修好后,又在开发区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允许街里搞小发展区,可以对外招商引资办企业。一些大的合资企业由开发区搞,有些中小企业进不了开发区就可以在街里发展区里建设。这样,街村经济就搞活了,农民的生活就业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除了突破面积瓶颈和安顿好农民,对于落户于开发区的企业,管委会的工作就是服务好这里的企业,为企业分忧解难。神龙汽车公司刚投产时,没有想到的是竟然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销路问题。二十多年前,中国的轿车市场刚刚起步,还多是工作用车,毕竟私家车用的还很少,大众对轿车的审美也还是要有头有尾,气派得像轿子,所以工作车都不买两厢型的,都买的三厢型的,这样的轿车才更受青睐。当时神龙汽车公司生产的车型是依照法国方面建议的两厢富康轿车,没想到却遭遇到了水土不服问题。虽然轻便节约空间,但是两厢的造型并不讨喜。汽车生产出来必须要打开销路啊,怎么办?根据多方调研和到兄弟省市取经,我决定向市委常委会建议,把富康轿车作为武汉市出租汽车市场的主力汽车。因为当时武汉市的出租汽车市场,是夏利汽车的天下,夏利车经济实惠又耐开,起步价又仅仅6元,但是夏利车也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空调系统,舒适度不好。而富康车的价位比较高,裸车当时就要十五六万,要是做成出租车的话就得20万,所以,起步价就贵些,8元。因此,客人宁愿选择更便宜实惠的夏利。做出租车买富康车贵了,少数买了的去跑出租,生意还不好。因此,我在给市委常委会的建议中,建议武汉的富康车出租车降价!降为和夏利一样,都是起步价6块钱,有利于老百姓。当时也有不同声音,反对富康上线,我就坚持我们不搞两个价格,搞一个价格。富康既然是武汉生产出来的,有利于武汉的百姓,宁可降价到6块钱跟夏利一样。所以新价格一推出来,马上出租车市场上就没有人坐夏利了,就全部坐富康,因为同样出租车来了,这又是新车子,又有空调,都好,所以不到半年时间武汉出租车市场上的夏利车就全部退光了。当时我为了解决夏利车的退市问题,给夏利找个出路,还想了个办法,我们在沌口建了一个二手汽车批发市场,所有的夏利汽车都在这里卖。我就把公安的、财政的、办购置税的都请来,凡是来卖车的,都现场办公。我就在那一年,在那个二手汽车批发市场里,把一万多台夏利车子处理了。这边,富康车的销路也慢慢打开了。

1997年,开发区的汽车产业从无到有,神龙汽车的销路也打开了,开发区也由原来的规划面积十平方公里到现在九十平方公里了。在开发区的会上我提出了开发区第一次创业好不容易有了汽车了,现在我们面临着思想转变,面临一个二次创业的问题。那时我就提出了开发区建设的指导思想: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车都,而是要想办法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新城,这个新城要以车为主,但不要排斥其他产业。我认为,开发区光是造车不行,以车为主,但其他的产业,包括一二三产业还有周围的农民,都要协调发展。我们招商就要开阔思路,不要光局限于汽车。原则是只要法律不禁止的、没有污染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企业,我们都应该大胆地引进。因为九十平方公里,光靠一个东西支撑不行,光靠一个汽车独门独路不行,当时我就提出要转变这些观念,你不能光盯着汽车,汽车出来了还有其他的产业,现在企业职工人口还少,但还有农民啊,几万农民也要发展!我说就要转变点观念,由仅仅局限于专攻汽车工业发展,要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所以秉持这个思想,慢慢引来像康师傅什么的食品企业。我一直认为,开发区不能孤立地发展,要摒弃我们中国过去孤零零建立工业城镇那种观念,我们现在要建的开发区是一个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既要有工业生产还要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工业新城。

白手起家,武汉开发区从零起步,拉开建设序幕
我为什么这样思考呢?开发区神龙汽车公司的职工现在还比较年轻,过两三年他们要结婚怎么办?住在哪里也是问题!职工生孩子怎么办?小孩读书怎么办?怎么解决教育的问题……这不都有这些问题吗?另外,我也发现了一个情况,包括开发区管委会的人,下午五点钟一下班就走光了,开发区空了,因为他们都不住在开发区!开发区管委会的职工住宿在汉阳王家湾的玫瑰园附近,而且还准备在汉口建房子!下午下班了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在那里不走,我到处去转,就找那些单身的人谈,我说这是什么开发区呢,人都走光了,开发区的人都不住在开发区怎么行呢?我说,不行,要改过来,开发区管委会的人一定要带头住在这里!开发区不仅是工业区,而且还是适宜居住的地方,要变成一个综合发展区。所以当时就在三角湖附近拿出一千亩地,我让统建办出一半钱,绿岛公司出一半钱,你们先不付钱,按十万块钱一亩记账给你,你们帮开发区建一批类似现在说的经济适用房,卖价不超过一千元每平方米,这就面向于开发区职工。开发区从我们带头起,这样我才在那里修了开发区的职工宿舍,绿岛工业园那里,三角湖边上,一千亩地修了房子。我当时的设想就是,宜居的工业新城嘛,教育、商业配套都要跟上来。我去跟华工分院[5]谈,我就谈了若干次,那时候就开始策划把大学迁过来,当时我又找武商和中商的老总他们,准备把商场迁过来,把开发区弄得热闹一点,要综合发展一二三产业,不能再走那样的老路。当时思路就是这样,但我在开发区的时间太短了,就搞了两三年嘛,第一年解决两个街的问题,第二年就解决发展思路的变化问题。到了1997年我就刚好60岁了,市委决定由李宪生同志任开发区工委书记,刚好到市委换届,我就回来忙于换届工作。1998年1月,我被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想得蛮粗,讲的都是大的印象的事情。 
/口述整理:王戈/
1995年,我在武汉市委任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还兼任市委机关工委书记。在上半年的一天,原市政府秘书长、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第一副主任任德亮同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设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批复》,国函[1993]37号。
[2] 蔡甸区,1992年由汉阳县撤销而设立,原为汉阳县。
[3] 此处汉阳县即指蔡甸区,下文中出现的汉阳县,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均指的是蔡甸区。
[4] 徐良荣,时任武汉市财政局总经济师。
[5] 华工分院全名是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2002年,原江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武汉教育学院、武汉市职工医学院四校合并,组建成新江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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