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轿车项目的立项与选址，回顾武汉开发区历史
二汽1969年开始大规模建设1988年的1月，国家计委批准了我们项目建议书。很多地方知道后就陆续找到二汽，找到国务院领导，提出希望二汽的轿车厂放在他们那里，一共有29个城市提出要求。 至今我还保留了镇江市给姚依林副总理的报告，报告书陈述了镇江发展轿车的有利条件，希望到镇江设厂。姚依林把这份报告批给国务委员邹家华阅，邹家华批示：“关于二汽厂址的选定问题，虽然现在略早一点，但建议中汽联商计委是否现在就考虑组织几个专家或者咨询公司参加研究调查，准备提出报告。”这是在1988年4月的事。
实际上我们在上报项目建议书的时候已经在考虑厂址的问题。我们非常赞成邹家华提出的请中汽联组织咨询机构参与。大型工厂厂址的选择涉及诸多方面，可以说是个“百年大计”，也涉及多方面的利益。能聚集国内高层专家与我们的规划部门、工厂设计部门一起工作，不仅可以把问题考虑得更全面、更细致，而且拿出的方案也更有说服力。当时很多省市的领导到二汽，向我们承诺优惠条件，希望把厂建在他们那里。 当时的武汉市赵宝江市长也找过我，他说希望把项目放到武汉，讲了武汉有很多有利条件，作出很多承诺。我记得我还被邀请参加过武汉市市长的办公会，宝江市长介绍了总体方案，孙志刚副市长、任德亮秘书长做了很好的推介。听了后给我的感觉是市里对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有了较充分的准备。后来我和马跃专程到沌口去考察，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我记得我们从公路向长江的方向坐一段车，走一段，停下来，随行人员打开地图做介绍，一直到江边。那是一块有一些小的丘陵的岗地，种着一片一片水稻，有几个小村子，人口不多，看过去是一片水乡田园景象，环境非常好。我记得上面还有过江的高压线。 汽车是个大进大出的产业，二汽放在了十堰山沟，和别的汽车企业相比，使我们处在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三线建设”那股风过去之后，生产、经营甚至职工生活都有很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支付了过多的成本。大而全的生产体系加上自办的小社会，虽然二汽不是政府，却像个小政府；二汽是个大企业，却又像个小社会。当时是先有厂后有市，我的前两任厂长饶斌、黄正夏都曾兼任市委书记、市长。没有城市依托，自办小社会的完整程度是无法想象的，除了火葬场之外，几乎全部都靠自己。职工们开玩笑地说，真正有个同志去世，到火葬场还要自备柴油。有了这样一段经历，使我们对厂址的选择特别重视。 当时有那么多的地方都要求二汽去建厂，最后怎么落地？我们总结已有的经验，制定了考察厂址的几条标准： 第一，综合的运输能力。我们在十堰干了那么多年，深深地感到对汽车这个大进大出的行业，物流的便利性和成本太重要了。我们被定为“出口导向”的项目，因此临江通海的综合运输能力是选址非常重要因素。 第二，新老基地互动，二汽老基地支持合资新基地，新基地也给老基地一次改造提升的机会。二汽支持合资厂最重要的一点是抽调各方面的骨干人才参与新厂建设。另外，二汽可以较快地为合资公司提供从铸锻毛坯到一些冲压零件、汽车零部件、标准件等，减少合资公司的投资。再有，如二汽襄樊基地，电力、交通、通信、给排水，以及生活区都已完备，建个厂就可以生产。在那里建厂可以节省投资，缩短周期。 第三，要考虑厂址所在的区域的软环境。希望厂址所在地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享受国家开发区的政策，有开发区的办事效率，保障建设期和生产经营阶段的成本效益有一个较高的水平。 第四，要有好的城市配套能力。我们在十堰吃尽了没有城市依托、自办小社会的苦头。在新的基地，社会的事一定要由政府办。这是一个平地起家的新基地，生活区要环境优美、方便宜居。具备外国专家长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条件。 第五，要考虑地方政府兑现承诺的能力。厂外能源、交通、通信、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市政建设和医院学校等服务机构建设和运行的资金要靠地方政府。合资项目没有这部分预算，国家也不会出。按当时的预算约需3个亿。地方是否真的有这个支持能力，也是确定厂址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汽和中汽的专家就是按照这五个因素到备选城市考察、评价各个城市选中的可能性。 1988年1月国家批准了项目建议书后，二汽和雪铁龙联合开展可行性研究的工作就正式开始了。厂址是一个重要问题。这年6月24日，我们与中汽陈祖涛一起请参与选址的中汽投资咨询公司的专家座谈交流、听取意见。他们考察一轮后进行了筛选，大部分城市如厦门、长沙等等都去掉了，剩下来的是镇江、武汉、襄樊、岳阳。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考虑对这4个点布局和取舍。 在会上，宁大年工程师认为，其中三个点，镇江、武汉、岳阳都具备设总装厂的条件，襄樊可以搞零部件。这是从技术经济条件上做的判断，如果要考虑社会政治因素，那是你们领导的事了。他说关键的是总装放在哪里，他倾向总装放在镇江，武汉也可以，襄樊是不行的。他说“出口导向”对水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镇江是水运中心，对外往来最为方便，对内也有利于占领长三角最繁华的市场。还有，江苏—镇江经济实力很强，它靠近大城市，但是又不是大城市。所以他认为镇江是最合适的。 韩玉林说，襄樊已经形成了基地，有了比较好的基础设施，又靠近二汽，焦枝线很快会开通，那里搞零部件很合适。他说，武汉水路铁路条件都非常好，因此武汉的有利条件最多，只要配套设施搞上去，集中精力，就可以形成十堰—襄樊—武汉的汽车走廊，再往东到镇江。他说襄樊不做总装厂，水运条件不好。另外，30万辆轿车最好集中在一个厂，不要再分散。 还有一位专家认为，襄樊基础设施已经都有了，可以把试生产放在那里，建“先导厂”早出车。另外，它做零部件有非常强的优势，因为它有铸煅毛坯生产能力，加工能力也很强。他认为应该是总装放在武汉，出口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考虑在镇江建第二工厂。 严家华提出，如果你们胆子小一点你就放在襄樊，胆子大一点你就放在镇江。 唐长蘅提出，要充分发挥二汽基础生产能力的作用，这样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成本。总装第一期可以放在武汉，第二期到底是放在镇江还是放在武汉，可以再论证。 张小虞提出，第一套方案全放在襄樊，第二套方案全放在镇江。放在襄樊建设速度最快。如果讲出口导向，最好的地点在镇江，武汉是个折中方案。 陈祖涛说了几点：第一，项目还是要坚持出口导向，否则这个项目可能会被砍掉，要考虑到出口导向的因素；第二，选厂址要“收口”了。原来29个，现在到了4个，还要再收口。先解决区域问题，是放在湖北还是放在江苏。方法是打分，你们不是有五个评价指标吗，你们就打分。陈祖涛又说，现在是不是可以定下来总装放在湖北，放在武汉。发动机、变速箱放在襄樊。镇江怎么办？岳阳怎么办？他们如果还有意见，可以向中央，向计委写报告。 专家们的这些看法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轿车项目的选址对二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提出的五个评分标准反映了我们的基本看法。厂长办公会已经多次讨论，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二汽的轿车项目不能离开湖北。别的地方可能条件更好一点，但是湖北没有被否决的条件。我们的基础和大头都在湖北，一方面必须考虑新项目要带动老基地，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和政府的关系，这就是前边那些专家说的所谓“政治因素”。还有，这样总体上成本会更低。但是我们也知道武汉是“计划单列市”，因此有一部分要放在襄樊，在省市之间有所平衡。当然，襄樊在生产零部件上确实有优势。陈祖涛讲的意见，是我们事前跟他交换过的。我把我们二汽的想法清楚地跟他说了，他也很赞成：那就是总装放在武汉，发动机等一些重要部件放在襄樊。专家论证的结果与我们的想法相当一致，使我们感到很庆幸。但是，在上面做结论之前，我们不愿对外多说，以免落得干预专家工作之嫌。 1988年年中，二汽与雪铁龙的合资谈判紧锣密鼓、可行性研究加速进行。厂址选择已基本形成了共识。此时，对合资项目的车型、合作伙伴和厂址定点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把它定下来，否则可行性研究工作就无法继续进行。 1988年7月6日至7日，邹家华国务委员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开了两天的二汽轿车项目论证会。 当时这可能是制造业最大的一个中外合资项目，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参会的有机械工业的老部长段君毅、周子建、周建南、祁田，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书明，国家计委副主任郝建秀，财政部副部长刘仲黎，交通部副部长王展意，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机电部副部长何光远，中汽联理事长陈祖涛，以及特区办、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会上我就轿车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作了汇报。1987年北戴河会议后，二汽按照会上确定的“联合开发，合资办厂，出口导向，进口替代”的方针开展工作。先后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五国14个厂家进行了接触，几经筛选保留了法国雪铁龙、雷诺，美国通用—日本富士重工，以及意大利菲亚特进行深入谈判，产品上倾向于雪铁龙提供“未来型”A级轿车。厂址选择方面，在先后有29个城市提出竞选二汽轿车厂址，普查了武汉、襄樊、岳阳、镇江、宁波、深圳等城市的基础上，按照经济合理性等筛选原则，保留了武汉、襄樊、镇江和岳阳继续开展工作。 刘仲藜首先发言。他说：“（二汽）轿车是中外合资企业，它和二汽自身是两种性质的企业。对合资企业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增强还贷能力。二汽要通过承包来投资建厂，在税制改革之后，承包还能不能包得下去？资金来源还是要考虑。”他又说：“财政不可能出钱给二汽建厂，但财政可让一点利，国家的投资公司也可以入一点股。” 特区办的主任说：“这样的合资大项目，应该享受高档次的优惠待遇。项目无论放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执行15%所得税政策，但是要经过正式的审批。”交通部的王展意说：“国内从中长期来看，轿车的需求量会很快增长。现在全国每1600人才有一辆轿车，像这样的工厂建三个、四个也不算多。”李刚说：“二汽承包包什么？承包建设任务，承包生产能力，重要的是你要包资金。靠二汽，你能不能包下来？搞不好你会背个大包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他还举了一个例子。经贸部领导讲，条法局、外资局可以给项目提供咨询，尽量缩短审批时间。法国政府贷款问题，从1985年中法就谈过，他估计只要项目定下来是可以做到的。 周建南说：“现在到了决策的前夜，没有原则性的明确意见，有的工作就做不下去了。看一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国务院来拿主意，灵活性的权力可交给二汽。有的工作可以做了之后再向上边报告。出口有个过程，到2020年，如果能出口10万辆，就算很快了，要求一投资就出口，这要求过高了，做不到。选合作对象、选厂址都要进行综合比较，还是要摆开架势货比三家，最后的结果要符合综合效益原则。中方的投资者是谁？是二汽，它出13个亿承担这个任务。在财务上、政策上国家要给予支持。另外地方软环境非常重要，可以考虑国家特批，在所在地设立开发区。”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对开发区非常关注。在其它地方是先有开发区，再招商引资。现在是反过来，在项目落地的地方国家批准为开发区。 何光远[2]说：“时间非常紧迫，几项未决的事要收口了。”关于合资的合作伙伴，他说：“基本赞成二汽的意见，对外货比三家。对内集中到两家。另外关于可行性报告中对零部件的问题，要分析透，要有责任制。因为零部件对于国产化、降低成本非常重要。配套件问题机电部、中汽联要领军令状，要帮助解决。” 徐秉金[3]说，出口的问题要有灵活性，可以先从零部件开始。横向的配套是关键。陈祖涛说，开这么高层的会议很难得，对合作对象和厂址都要有个结果。厂址，重点放在湖北，同时考虑岳阳和镇江。王书明说，要写一个汇报提纲，会议要出一个纪要，原则同意二汽的方案。现在到了要画句号的时候了。如车型、外汇、出口、贷款等。资金来源要纳入国家“八五”的笼子。软环境，建议特批开发区。协作配套，中央各部门要积极配合。国家下这么大的决心，没有一个协调机构不行，建议由家华同志牵头，机械部、计委为办事机构。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专门就厂址问题进行了讨论。张小虞汇报了中汽咨询专家对筛选胜出的四个城市打分的情况：襄樊81.25，武汉75.17，镇江69.9,岳阳67.31。铁道部罗云光认为，从运输上考虑，武汉沿长江，上行可以入川，下行可以入海；铁路又是中枢点，整个交通辐射能力强，比较适中。周建南认为，打分是个办法，更重要的是在可行性研究中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比较哪里建设投资少、经营成本低。30万辆再分两个地方，搞两个总装点不合适。何光远说，厂址到了做决定的时候了。要考虑靠近二汽母厂、得到大本营支持的因素。徐秉金说，厂址的问题他已经和甘子玉、叶青、房维中、郝建秀商量过。大家认为要多听听二汽的意见，原则上本着“就近就地”原则，即便比其它地方稍差一点也应放在湖北—武汉。陈祖涛说，既然二汽总承包，应当给它权力。可以同等条件下优先靠近。邹家华说：“选什么车型，授权二汽在实际工作中决定；厂址，要把近期建设的经济性与长期的经济效益结合考虑。30万辆分两个点总装不合适。现在厂址备选的四个城市的领导都在北京，我要和他们谈一谈，做做工作。” 紧接着，7月9日，邹家华国务委员请襄樊市、武汉市、镇江市、岳阳市和所在省的部门领导召开了选址座谈会。专门就二汽轿车厂址问题听取意见，做他们的工作。 会议开始后家华同志说：“国务院在北戴河会议上定的轿车就三个点，一汽、上汽是老的点，只有二汽是个新点。各地表达了很高的积极性，全国推荐了29个厂址，二汽和中汽的专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筛选剩下了你们四个。现在轿车项目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车型、合作对象、厂址都要定下来。前面已经开了两天的会，今天专门就厂址问题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几个城市和所在省的主管领导抢着发言。武汉市市长赵宝江说，希望二汽不要再犯历史性错误，武汉濒江通海，靠近二汽的大本营。希望科学合理作出决策。镇江的夏市长说二汽走出十堰，到了襄樊，第二步到哪里？这一步走错了会“铸成千古恨”！国内轿车最大市场在哪里？在沿海，这一步应当落在沿海，也有利于出口。他还说，每个厂址各有长短，应当全国招投标。湖南省机械厅厅长夏德济说，赞成公开招标，请国务院考虑三省四市的积极性，能不能有两个以上的总装点？镇江市长说，武汉做主点，镇江能不能做副点？30万辆放在一个点就最经济吗？ 听后，邹家华苦口婆心地做他们的工作。他说有些产业各地都可以搞，但轿车不行。30万辆分解下去，各地各搞三五万辆，大家都高兴，但能有效益吗？不是不要大家搞，但轿车是高技术、大投资，各省各搞一套，没有效益，将来无法收拾。他说总体上说，这四个点做厂址没有否决性因素，就是说都具备基本条件。你们的意见请二汽和中汽的专家做进一步分析，把你们的意见和专家们的倾向性意见向中央报告。关键是哪个方案更有利，建设的投资最省，生产经营的成本最低。还有，国家把这个项目交给了二汽，这个因素也要考虑。最后家华同志说：“有关厂址的会议不再开了。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汇集起来向国务院报告。” 三天两个会的会后形成了一份会议纪要。 纪要认为，二汽遵照北戴河会议十六字方针对轿车项目可行性研究做了大量工作，是有成绩的。二汽轿车项目是发展我国轿车工业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快建成这一项目，对满足国内需要、挡住进口、改善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和汽车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对下一步工作拟定了几点意见： 第一，轿车项目必须继续贯彻出口导向的方针。 第二，对外谈判要坚持货比三家的原则，以造成外商相互竞争的局面。 第三，二汽提出的区域场址选择方案，即总装配厂定在武汉，毛坯和发动机加工在襄樊，可以作为一个主要方案考虑，但这次会上不做定论。岳阳、镇江结合二汽长远发展另行考虑。请二汽和中汽联咨询专家组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做进一步论证，特别是对建设投资和建成后正常运行的经济效益论证，提出方案报国务院审批。 第四，轿车项目的建设一要靠企业努力，二要靠国家支持。建议批准轿车建设地域享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 第五，轿车项目相关配套项目，如电力、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钢铁、有色金属、橡胶塑料、建材、机械装备、电子产品、石油制品等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等要纳入国家投资或地方投资计划。 第六，建议建立二汽30万辆轿车项目协调会议制度，不定期开会，协调有关问题。 会议之后，我们根据会议纪要的精神很快向国家计委上报了选址报告。其中包括五个附件。第一，二汽三十万辆轿车厂址定点的请示；第二，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关于二汽轿车项目区域性场址选择的意见；第三，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为二汽轿车项目建设创造外部条件的函；第四，是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为二汽轿车创造外部条件的安排意见；第五，襄樊市人民政府关于为二汽轿车创造外部条件的安排意见。 国家计委审议后上报国务院。上报稿写的是：“根据中汽联及专家组的论证意见和二汽调查比较的大量数据，从全国生产力布局、国内外两个市场、建设和生产运营的综合经济效益、发挥二汽投资主体的作用诸多因素考虑，我们同意二汽轿车定点在武汉，发动机定点襄樊，并请湖北省、武汉市、襄樊市严格按照各自提出的‘为二汽轿车厂创造条件的安排意见’抓紧落实，以利于尽快把项目搞上去。” 9月5号，国家计委以计工二［1988］695号文给二汽下发通知：“我委《关于二汽轿车厂址意见的报告》业经国务院批准，请遵照执行。”至此，二汽30万辆轿车的厂址敲定。我1990年代表二汽与雪铁龙签了合同，1992年作为董事长召开了第一次董事会。遗憾的是我没能参与工厂建设就调离了。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口述整理：张克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