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帝王陵寝

刚刚

　　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乾陵博物馆等部门再次研究是否大规模考古勘探乾陵的文物遗迹，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陕西乾陵能否开掘的争论又起，备受瞩目。
　　乾陵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两位皇帝—— 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也是目前已知保存最完整、文物储藏最丰富、而且没有被盗的帝王陵墓。当初有人建议挖掘秦始皇陵墓时，就有人动挖掘乾陵的脑筋。表面上文化气息十足，其实多半为了经济利益。你瞧，“经济学家和文物工作者们预测，乾陵一开，陕西每年最少可增加五百万游客”，这足以说明一切。
　　目的不纯洁的考古往往会收到相反的效果，先不说商业利益驱使下的行为，即便是文化人甚至大师学者的学术痴迷也会造成不可预知的恶果。建国后多次值得我们反思的考古行为中，文人纯粹的好奇是主要的推动力量。1955年10月4日，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和张苏等人联名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反对下，周总理指示不要挖长陵而是先挖次要的定陵。结果，定陵挖掘后由于没有完备的科学条件进行保护，绝大部分文物被毁坏。这直接导致了1965年周恩来总理“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的指示。
　　与好奇、科考造成的损失对照，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考古不会有更多的保护意义。陕西此次制定的《唐乾陵发掘计划》里写道：“所谓发掘，就是在采用密闭系统，阻隔空气流通的有效措施下，只允许两个携带有氧呼吸设备的无菌工作人员(或机器人)进入墓道，用微光摄像器材采回资料就算发掘成功。如何保护，如何展出应根据资料制定。那肯定是若干年之后的事情了。”这说明一个问题：他们对发掘把握不大，一切都是尝试。然而哪怕一个微小的差池，都有可能毁掉一座陵墓。
　　帝王陵寝，同时也是一个人的长眠之地。我们应当对先人抱有必要的敬畏，对自身的无知保持必要的清醒。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假如真开挖乾陵的话，谁又能预想到结果呢?如果强挖，与盗墓比起来，又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呢?